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十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
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
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
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
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一九六一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
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
——《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
“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
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
议。五年以后他回台,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一九六八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
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五月
十三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
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
时他日渐“归正”,我则性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
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
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
《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
六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市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cial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
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
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
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有一次,有外国友人
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