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兵劳赫和鲁斯曼负责照料我,他们用一条武装带充当止血带,并包扎了我的伤口。这之后,他们用担架把我送到阵地后面。后来,我从上级的战况通报中了解到,敌军最终被赶出了森林,并留下了200名俘虏。我们也遭受了不小的伤亡,仅第2营就有30人阵亡,其中包括2名军官;另有81人负伤,其中包括4名军官。据团部作战日志记载,这已经是第2营3天内第3次在战场上力挽狂澜了。
离开这些勇敢的人是痛苦的。日落时分,两位士兵用简易担架把我后送到了5公里外的蒙特巴兰维尔。一路上,我并没感到疼痛,因为失血过多,我早就昏死过去了。
当我在蒙特巴兰维尔的一个谷仓里重新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营的军医施尼策尔正在我身上忙碌着,是汉勒在我昏迷时把他请来的。我的伤口又被清理了一遍,然后我就被抬进了救护马车。车里面还躺着三位负伤的战友,他们痛苦不堪地呻吟着。我们从野战救护站出发,前往战地医院。救护马车在被炮弹反复蹂躏的路上颠簸奔驰着,剧烈的震动让我们饱受折磨。当我们在午夜时分抵达战地医院时,一位战友已经撒手归西了。
战地医院已经拥挤不堪,裹着毯子的伤员干脆被露天放在公路两侧躺着。全医院只有两名军医,他们重新检查了我的伤势,并给我找了一间铺着稻草的病房。
天亮的时候,一辆救护马车把我送到了位于斯特奈(stena)的后方医院。在那儿住了几天之后,我获得了一枚2级铁十字勋章。后来,我又经历了一次手术,然后就在10月中旬乘坐一辆被军队医院征用的私人马车回家休养。
战场观察
沿巴黎‐瓦雷纳公路据守的敌军迫使第2营历尽艰辛才完成任务。在3个营同时加入攻击并承受可观损失之后,才将敌人赶出茂密的树林。
此次战斗一开始,伤亡率就居高不下。我们总共损失了3名军官,这似乎是法军隐藏在树上的狙击手干的,不过我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在伤亡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要求士兵冒着炮火奋不顾身地前进。这时,只有指挥官身先士卒,才能对部队起到激励作用。
在近距白刃战中,胜利永远属于弹夹里多一颗子弹的人。
第四章在夏洛特山谷的战斗
第一节
圣诞节前夕我出院了,可是伤口还没有痊愈,仍然妨碍着我走路。在补充兵营服役真是无聊透顶,所以我又重新回到了我的部队。
1915年1月中旬,我在阿戈讷西部找到了我的团。从比纳尔维尔(barville)到团指挥所一路之上密如蜂巢的弹坑,充分说明了阿戈讷森林里的战况之惨烈。
在团部,我领受命令,准备接管因连长空缺而群龙无首的第9连。从团部到连部的路是一条用树干铺成的狭窄小径,大约800米长。偶尔会有几颗步枪子弹从树林里飞出来,有时候炮弹还会从头顶呼啸而过,迫使我不停地卧倒在交通壕里。经过一路折腾,当我到达连部的时候,军服上的军功勋章已经不翼而飞了。
身为连长的我,手下负责的是200名满脸胡茬儿的士兵和一段400米长的防线。法军的&ldo;欢迎委员会&rdo;一如既往,用一大群密集炮弹为我献上他们的祝贺!我们的阵地是由连续的战壕和加强的胸墙组成,有几条交通壕与后方通连。由于缺少铁丝网,因此没有在阵地前面设置像样的阻绝设施。总体而言,这个阵地在我看来实在是很差劲。这里的地下水很浅,因此战壕不能挖得太深,最深只有1米,有些地方甚至还不到1米。每个掩体必须容纳8‐10个人,但却出奇地浅,而且掩体的顶板不过是几层细原木,这顶多只能阻挡一些炮弹的碎片。更让人郁闷的是,这种突出地面的掩体成了法军炮兵的绝佳目标。在我接管指挥权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有一颗炮弹不幸落在了一个掩体上,造成9名士兵重伤。有鉴于此,我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当敌人炮击时,所有人员都必须撤出掩体,到战壕里寻找适当的掩护,并要求大家在天黑后加强掩体的顶部,使它们至少能承受住野战炮的轰击。另外,基于安全的考虑,我还下令将阵地附近的几棵大橡树提前砍倒,免得它们被敌军的炮弹命中,对我们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在新职务的激励下,我很快就找回了以前的状态。对于一个23岁的军官来说,没有什么比指挥一个连队更棒的事了!为赢得士兵的信任,指挥官必须首先严格要求自己;必须谨慎小心,照顾好手下士兵,并和士兵同甘共苦;最重要的是能够事事率先垂范,为士兵树立榜样。一旦他赢得了士兵的信任,士兵们就可以跟随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怨无悔。
我们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可是物资方面却什么都缺(木板、钉子、夹板、铁丝网、防水纸以及各种工具)。我和手下一位排长一起勉强搭建出了只有14米的连部,里面能放上一张桌子和一张简易床。连部的墙壁是光秃秃的泥土,成股的水不停地沿墙壁奔流而下,要是赶上潮湿的天气,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除此之外,水还经常从由两层橡树树干和一层泥土构成的屋顶漏下来。每隔4个小时,我们就得往外舀水,以免连部被水淹掉。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我们只能在晚上生火。寒冷潮湿的冬季,置身这样的环境,确实让人体会到了冻彻骨髓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