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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章（第1页）

王震同志在有关材料上批示：&ldo;九旅（指九旅）知识分子干部现在很少了，黎原同志是比较好的一个干部。关于华国锋同志，说一些过头话，大家都有过，还是应该选一届中委。我同意谷牧同志的意见。&rdo;

叶剑英同志在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和总政韦国清主任的批示中曾写道：&ldo;我二月逆流贬居长沙，当时黎原同志任四十七军军长，驻长沙。我在长沙受到各方面的歧视，而黎原同志尚敢与我公开往来，在看人看事上有独立见解。我同意王震同志、谷牧同志的意见。&rdo;

此外，指责我拉帮结派、自我吹捧也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我调到基建工程兵时，兵部机关刚刚成立不久，各个部门都缺管理人员。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上级选派，二是兵种领导推荐选调。我当时曾推荐过两个人，并经过党委讨论通过，哪里有什么拉帮结派的问题。关于下部队宣传报道一事，是指我到四十四支队整顿时，基层的一个干事写了一篇报道，说我到基层后不搞特殊化。此事，我当时根本不知情，以后看到样稿，反映的也都是实际情况，根本不存在指使他人吹捧我的问题。

尽管对我的指责都是无稽之谈，更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但他们还是我行我素，在下边搞小动作，开会时不通知我，选举时不让我参加，执意要把我的候选人资格取销。但是在会上还是有人仗义执言，交通指挥部主任伍坤山同志就在会上挺身而出，质问为什么不选黎原当党代表，他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最终在他们的排挤下，我被无理取销了代表资格，不过能听到上级老领导的批示和评价，同志们的关心和支持，我心里感到很欣慰。

1982年，中央酝酿百万大裁军，准备撤销基建工程兵建制。应该承认，成立基建工程兵，在&ldo;文革&rdo;时期&ldo;三线&rdo;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基本建设任务异常繁重的情况下，为保证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基建工程兵军政企三合一的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和发展，而且由于内部管理混乱，影响部队形象。所以杨得志总参谋长找我们兵种领导征求意见时，尽管其他人都表示反对，我明确表态赞同撤销。1983年到1986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基建工程兵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除水电、交通、黄金部队和报社交给武警外，其他部队陆续撤销。

就在基建工程兵撤销的过程中，兵种领导之间又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个别领导人轻易听信谗言，不进行深入调查，就公开表态，指责他人。机关告状信不断，直到因诬告一名副政委，导致有人被捕入狱。为此，总政专门派调查组来兵部调查，发现完全是诬告，此事影响非常不好。基建工程兵领导班子之间原本关系很好，也没有利害冲突。之所以产生隔阂，兵种主要领导同志要负一定的责任。他文化水平不高，工作作风简单、粗暴，有时听了个别人一些不实之词，就意气用事，武断地做出不妥当的结论，挫伤了不少同志的积极性。他退休后，自己也不断反思过去工作中的种种不当之处。他几次想找我谈话，都是欲言又止。他病故后的第一个春节，他的夫人主动到我家对我说：&ldo;老李生前非常后悔，常常自责，感到对不起您。病故前他特意向我交代，让我一定要向您当面致歉，请您原谅。&rdo;事情已经过去多年，现在回想起当年的风风雨雨，心中也是万分的感慨。为了写好回忆录，我翻出多年以前的工作笔记，找到一篇我在基建工程兵党委常委会上的申述说明，其中涉及到我当选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情况说明。从我写的这段材料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当时对我政治上的不信任而要求撤销我十二大党代表资格，是毫无理由的。同时这段文字也可以作为我&ldo;文革&rdo;经历的一段补充，作为附录摘抄如下：关于&ldo;十二大&rdo;代表候选人的问题。

为了让常委在审查我候选人资格问题时做出应有的判断，我想有必要把我担任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有关情况作个汇报。

（一）&ldo;九大&rdo;前后的一些情况

我和四十七军部队是1967年7月开始参加湖南&ldo;支左&rdo;的。在中央召集湖南两派谈判中，中央作了关于湖南&ldo;文化大革命&rdo;决定（即&ldo;八&iddot;十&rdo;决定）。周总理代表中央宣布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我任组长，华国锋任副组长。当时湖南斗争情况十分复杂，一方面群众组织各派之间经常发生武斗，局势很乱，需要花大力气稳定局势；另一方面黄永胜一伙要插手&ldo;文化大革命&rdo;，夺取湖南的领导权。而他们这一套是和当时中央的指示精神相对抗的。这样就出现了一场对湖南领导权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对于我个人来说，面临两个选择，或者是按周总理指示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办，或者是按林彪那一套去办。我当时的态度是明确的，湖南&ldo;文化大革命&rdo;问题是中央授权周总理处理的。

因此，只能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去办。所以，我就经常向周总理请示、报告，而每次都能得到周总理及时的指示。这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林彪一伙控制湖南的障碍。例如广州军区某些领导为了控制湖南的领导权，在成立省革委会安排领导班子时，他们就提出一系列的名单要安插进去。我没有同意，并向周总理报告了。结果周总理批准了我们的名单，使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又如，他们要在湖南衡山给林彪建立豪华的行宫，要把原有的招待所等单位迁走，把景区封闭划出几十公里的禁区，并且这些建设费用还要湖南出。此事，我及时报告了总理，周总理没有同意。广东为了扭转北煤南运，他们竟想以广州军区的名义，命令我把湖南南部边界的煤矿划给广东，这个我们也没有同意，并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如此等等。这仅仅是几个例子，这类事情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