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弃子,扔在任何地方,结果注定一样,那就是废物。
我快要想不开的时候,就会去想疯子俞老二,想到俞老二,我就会与想不开的我达成和解。我孤独寂寞无助的时候,我就会去想杨老大,想到杨老大,我就觉得,我比杨老大幸福多了。
杨老大从来不怨天不怨地不尤人,我又有什么资格埋怨一切的不公平。
黄百岁说得没错,人哪,不仅要为远虑而心焦,当达不到目标的时候,就应该降低目标,活下去,才会有希望。这就是他的六字真言。
我看不到希望!
开发区的工厂,一如既往排斥我,我有些恼怒,但无计可施,只能怪自己出生的时候,没有选对地方,假若我出生的沿海地区,就不用背井离乡!
出门在外,不工作就等于要饿肚子,如果再不出去找事做,过不了多久,我真就要挨饿了。
我骑着自行车去附近的工地,包工头看着我头顶上刚癒合的伤疤,自然是不肯用我这种“刺头”。
劳动节如期而至,我却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这个劳动节,不仅我一个人意难平,劳动节刚过,因为一枚导弹“误炸”,全国人民都在愤慨不满……
隐忍的日子还得继续,工作仍然没有着落,田儒忠叫我跟他去学做泥工。打工不打亲戚工,何况,我不喜欢搬砖,所以,没有答应。
田儒忠和黄红英在另一外一个城市,我们相距好几百公里。再好的亲戚也得保持合适的距离,君子之交,才会长久。
无所事事的我,每天就在街巷里闲逛,或许是我顶着一个光头的原因,不仅,路过的行人躲我,就连查暂住证的治安队员,也懒得理我。
刀子们一伙,仿佛在上坑村突然间消失了一样,我在街巷中,一直没有碰见他们。
出租屋的天井里,有两台手搓麻将,麻将和麻将桌都是房东买的,可以出租,打一个下午十块钱。
天井上有顶蓬,太阳晒不着,雨淋不到,凉风习习,是个不错的地方。每天中午,天井里就会有人筑长城,打麻将的几乎都是那一伙闲人,年轻女人居多,她们衣着清爽,涂脂抹粉,说话流里流气,有的还抽烟,抽烟的姿势比我还娴熟,还优雅。她们白天都不上班,但她们似乎都不缺钱用,她们有的身边也有男朋友,她们打麻将的时候,她们的男朋友就在旁边台球桌上打台球,他们的女朋友一叫他们,他们便跑过去,听候女人的差遣。
女的都长得年轻漂亮,男的也很帅气。女的比男的多,有好多女的都是独来独往,一个人。她们来自不同的地方,相互之间都认识,她们从来不叫彼此的大名,都称呼对方为阿x,或许,这个x,也不一定是她们真实姓名中的某个字。倘若,把阿改成小,后面加上x,这样叫起来,天井仿佛就穿越到了古代的风流场所,只不过,这里没有顾客。
在这里,名字就是个代号。
两台麻将桌,每天都会坐满,看麻将的比打麻将的还多,围在周围,看几家的牌,比打麻将的人还操心。
我曾主动去找过工作,工作不要我,我就索性不去找了,每天闲在出租屋,做梦着工作有一天会自动找上门来。
失去了理想,忘却了奋斗目标,我就失去了一切动力,活着的一切目的只为了人的自然属性。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房租又可以欠着,何况我还有不少余粮,只要不去发廊找妺子聊天,足够支撑我活一段日子了。每天看着美女们在天井里消遣,我也壮着胆子去当一个看客,不是想同她们套近乎,而是实在百无聊赖,打发时间而己。
我不会打麻将,自然不会多嘴多舌,我想找人说话,与她们不熟,自己又有点腼腆,虽然留着光头,光头上疤痕显眼,我的行为举止还是带着书呆子气息。她们都认为我不是挨打而受的伤,看我脸黝黑,以为我是干工地的,不小心被砖头砸了。
我可没有这样说过,这个说法来自于一个叫阿虹的女孩子。
女孩子们一开始打麻将,我就从二楼下来,在天井里一坐就是一下午,也不同人说话,样子很深沉,不像有些人来看打麻将,醉翁之意不在麻将,而是想吃女人们的豆腐。她们有些好奇,便公开议论我到底是干什么的?有的说我是在外面混的,挨打很正常。有的说我是在开发区进厂,同别人争女朋友被人打破了头!还有的说得更离谱,说我是小偷……
这些女人真爱八卦,而且大胆得不要脸,竟然当着我的面,搬弄我的是非。她们谈得津津有味,反倒把我说得脸红心跳,不自然了。
一个闲着无事的女孩子,跑去问房东,打听我的消息,房东笑了笑,说:
“阿虹,阿枫就在边上,你对他有兴趣,不如直接问他去!”
阿虹真的向我跑来,她还没有开口问我,我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阿虹见我害羞,很得意,指着我头上的伤疤,煞有介事地说:
“你们看,光头头上的伤疤呈7字型,肯定是在工地上,被掉下来的砖头角砸到了,他的脸那么黑,不是挖煤的就是干工地的,这附近没有煤矿,那么,他肯定是在工地上搬砖的!”
女人们一听,乐了。有一个女孩子叼着烟,起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