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左右求教,终于找到一个人。曾国晟(福建长乐人,1899年生,抗战期间被誉为抗日“制雷英雄”),原国民党海军技术暑暑长,是不可多得的造船专家,国民党中反对美照的爱国将领,有了曾国晟的鼎力相助,华东海军从黄埔江里捞上来6艘日本护卫舰,陈毅市长调拨了三艘货船,从香港买了三艘轮船,不仅是翻修大改,还装上了榴弹炮、机关炮、反坦克炮,到1o月底,改装舰炮(炮舰)护卫舰16艘,改装商船55艘,加装各类枪支799门,创造了舰艇修理史上的奇迹,有人风趣的说,外国有海军陆战队,我们是“陆军海战队”,是骡子是马,该拉出来溜溜了,不久,华东海军遭遇国民党扫雷舰,像狼群一样猛扑上去,围着敌舰撕咬,一堆小艇集中起来,猛冲到敌舰舷侧,轻重火器一齐开火,弹雨倾盆而下,“按陆军的打法,抵近了,刺刀见红”,对射不久,我方火力优势明显,敌舰甲板上冒起一股股黑色浓烟,仓皇逃去,这一战创造了我海军史上“小艇打大舰”的典范,华东海军成立一周年之际,在近岸作战上已占据优势,国民党海军再也不敢横行霸道,长江口的封锁也终于打开了,后来一个被俘的国民党海军军官心有余悸的说,“海战都是舰对舰,炮对炮,没听说扔手榴弹的,更没见过端刺刀跳到甲板上抓人的”
几艘小艇打垮了一个舰队的斗志,动摇了敌人的军心,但一个有着3oo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共和国,不能老靠着改装的货轮、渔船,来保卫自己的海疆啊!中国海军的“国之重器”何时才能浮出水面?
1953年,登上护卫舰,检阅海军部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1958年6月,再次发出号召,“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量造船,建立海上铁路,以及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同月,一份外国军情汇总放在他的桌上,聂帅认真的读着,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1954年初下水,总航程6万多海里,仅消耗了几公斤铀,而常规潜艇航行同样的距离,要消耗8ooo吨燃油,耗资197万美元,在作战演习中,“鹦鹉螺”号先后“击沉”了7艘“敌舰”后,全身而退,“鹦鹉螺”展示了核潜艇无坚不摧的作战能力,有了这种绝对的“报复力”,国家才有绝对的安全。
聂帅把手中的情报放在桌上,久久不语,几天后,聂帅亲手写的《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弹潜艇的报告》,“我们应该立即研制核潜艇,只有核潜艇,才能遏制霸权主义”。两天后,批准核潜艇研制工作(那个时候连拖拉机都造不出来,就开始研究世界第一流的军舰,并且这个时候中国的原子弹还远没有研究出来),审批速度之快,出人意料,可是那时候,大家谁也没有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子,就是常规潜艇,中国也尚在研制,首批核潜艇研制专家共29名,但除了少数几个人懂点粗浅的理论知识,大多数人对核物理都一无所知,他们手上掌握的资料,只有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还有一件我国,外交人员从国外带回来的核潜艇儿童玩具,玩具做的很逼真,在美国很快就要下架了,cIA觉得它泄密,当时的核潜艇设计研发完全就是“纸上谈兵”,什么也没有,专家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用常规导弹潜艇的布局来安排艇上是设备,哪儿放鱼雷,哪儿是动力舱,但由于经济形势严峻,国家不能同时支撑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三个大摊子。
1963年,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先搞“两弹”,核潜艇研制工作暂停,但聂荣臻元帅保留了一个5o多人的核动力研究室,把重点放在核动力装置的预研上,保持研制工作不断线,转眼两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965年3月2o日,经会议决定,宣布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核潜艇总体方案论证一开始,设计上就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是“常规艇型+核动力”,二是“水滴线型+核动力”。第一种“常规艇型+核动力”安全又容易,很多海军领导支持这个,但总设计师黄旭华不干,他主张要一步到位,直接搞“核动力+水滴线型”,阻力小,机动灵活,生命力强,可以大大提高航速,先进国家都在研制这个线型,1967年6月25日,北京民族饭店,一场关于核潜艇的秘密会议正在召开,聂帅特意穿上一身崭新的军服,掷地有声地说“核潜艇工程关系国家安危,亲自批准的,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这项工程,不能等,不准停,必须保质保量的按时完成”。会后,聂荣臻又签发了一份《特别公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出的第一个“特别公函”,要求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核潜艇研制工作,这是一把“尚方宝剑”,聂帅的儿子问他为什么这么大胆,聂帅想了想说“豁出去了”。
具体到研发工作中,船用反应堆跟核电站反应堆大不相同,科研人员对苏联援建的重水反应堆考察,提出要先搞一个陆地模拟堆,改进后再安装到核潜艇里,最终在一个秘密海岛上,“全封闭”的攻克了船用核反应堆的难关。看小说,630book。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