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深谙韬光养晦之道,他之所以不去胡乱巴结,是因为八王之乱远未结束,究竟鹿死谁手尚无定论。需要他做的,只是作壁上观,避祸免灾,等待时机。时机就在于见风使舵,谁有获得最终胜利的潜力,王衍就会投入谁的怀抱。
机会终于到来。王衍将眼光定格在最后一个参与八王之乱的亲王司马越身上。
八王之乱后期,由于亲王之间彼此残杀,死伤殆尽,所余者无几。最后参加八王之乱的东海王司马越长期驻足观望,终于窥得了入关的最佳时机。
第39节:王衍:小时了了,大未必佳(5)
诸王之间的混战,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诸王纷纷离开自己的领地,一去不返,使得诸王的根据地成了一片真空。司马越趁机填补空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此时的司马越有两大优势,一是诸王已互相残杀殆尽,皇族中不再有能与司马越抗衡的强劲对手;二是新立的皇帝司马炽完全掌握在司马越手中。
至此,八王之乱终于宣告结束。
政治斗争没有最终的胜利者,只有暂时的胜利者。司马越作为暂时的胜利者,赢得了满目疮痍的河山,也独吞了八王之乱带来的所有恶果。再加上边疆异族虎视中原,司马越没能过上几天舒服日子。
司马越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虽是司马氏的皇族,但却属远支。远支皇族的号召力十分有限,司马越不得不考虑联络关东的士族名士,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关东是士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马越统治的命运。司马越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必须在星散的名士中找到一个影响力大、号召力强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宰辅,这样才能说服其他名士前来归顺,支持他的统治。
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马越看中,而此时的王衍也在寻觅着自己的&ot;知音&ot;。两个人互有需求,一拍即合。王衍需要司马越提供给王家无上的权势,司马越需要王衍招揽名士装点庙堂。所以说,司马越和王衍的结合是一种政治图谋,两个人挽起手来。共同经营一个风雨飘摇的末代朝廷。
由于王衍的引荐,诸王、诸阮以及谢鲲、郭象、卫玠等名士都被司马越所延揽,南方的名士也有辟司马越府者,所以史称越府&ot;多名士,一时俊异&ot;。这些人崇尚玄虚,多半没有政治能力,在司马越的卵翼之下醉生梦死,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永嘉之乱后这些名士之中多数人陆续过江,庇托于东晋政权。有些名士则同王衍一起被石勒杀死。
八王之乱后的西晋朝廷,形成了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共主国事的局面,士族名士装点其间,本质上就是司马越与王衍&ot;共天下&ot;。
司马越和王衍的结合对东晋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东晋时候&ot;王与马共天下&ot;的局面的形成就源于西晋末期司马越和王衍政治上各有图谋的结盟。王氏家族在晋代,尤其是东晋的显赫地位,是和王衍的政治投机分不开的。
在司马越和王衍的操纵下,又形成了另一个&ot;王与马共天下&ot;的中心,即司马睿和王导的结合,这个后来者被&ot;五胡&ot;赶到江左,继续维持晋朝的命祚,偏安一隅,苟延残喘。
历史的脚步行至永嘉年间,西晋的政局变得更加纷繁复杂。
异族刘渊、石勒交侵于外,司马炽、司马越构陷于内,州郡镇县叛乱无常,流民暴动此起彼伏。王衍面对这种飘摇的局势,加强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控制,抢占要冲,以维持西晋残局。
面对病入膏肓的时局,王衍布下&ot;狡兔三窟&ot;之计,建议司马越任用一些文武兼备的能人占据军事要冲,以便变乱之时掌握先机。司马越对王衍言听计从,于是王衍委任自己的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
王衍告诉兄弟们:&ot;荆州处于长江上游,青州有依靠大海的险要,你们二位出镇地方,我留在朝廷,里外结合,可以称得上狡兔三窟了。&ot;临行送别王衍又说:&ot;现在皇室衰弱,兄弟们镇守齐楚之地,外可以建立霸业,内可以匡复皇室,就要看两个弟弟的表现了。&ot;
王衍的狡兔三窟的计策,不仅表露了他欲乘王室卑微之时图谋霸业的野心,还反映出他只为王家一家利益着想,不顾国家危难的私心。另外,王衍的野心和私心也未必都是消极的。面对残破的时局,王衍也在煞费苦心地苦思退路。
如果时局发生变乱,无论是外族入侵,还是内部叛乱,一旦朝廷无力抵御或抵御不利,可以有两个方向用来选择,一个是东靠大海的青州,就是战国时的齐国之地,这里有大海之险,民殷国富,是根据地的最佳选择。另一个方向就是荆州,故楚国之地,凭借长江天堑,易守难攻,不失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选择这两个地方作为后路,既可以保全朝廷,又可以继续维系王家的权势,甚至取而代之也未可知,由此可见王衍的一片良苦用心。
但世事难测,苦心经营的下场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在王衍布置狡兔三窟之计的同时,他和司马越扶植起来的司马睿和王导,正准备从扬州南渡长江,经营建邺。五行家看到王导在建邺&ot;潜怀翼戴之计&ot;,待机脱离洛阳以称霸江左的事实,谓其时江左&ot;阴气盛也&ot;。这反映晋室社稷南移的可能性,已在时人的估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