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
「我是来找蓝调乐手瞎子布莱克的。」我说。
「瞎子布莱克是何方神圣?」他说。
我看得出来他正在评估自己的棋步,就像一台会下西洋棋的计算机一样。他心里正想着,这个瞎子布莱克到底是我的朋友、敌人、共犯、共谋、恩师、债主、跟我借钱的人,还是我下一个要干掉的人?
「瞎子布莱克是个吉他手,」我说,「六十年前就死了,或许是被害死的。我哥买了一张唱片,唱片说明里面提到案子发生在马格瑞夫镇,他在写给我的信里跟我说这件事,而且说他有时在春天会因为洽公而经过这里。我想我应该来这里一趟,把案子查个水落石出。」
芬雷看起来面无表情,他一定不相信这套说词,如果我是他的话,也不会相信。
「你来这里找一个吉他手?」他说,「一个六十年前就死掉的吉他手?为什么?你也玩吉他吗?」
「不。」我说。
「你哥要怎么寄信给你?」他问我,「如果你确实居无定所的话。」
「他寄到我以前的部队。」我说,「部队再把信转寄到我存放遣散费的银行。每当我拍电报要求提款时,他们就把信寄给我。」
他摇摇头,写下我的话。
「午夜时分从坦帕市出发的灰狗巴士,是吗?」他说。
我点点头。
「你还留着票根吗?」他问我。
「我猜在我的个人财物袋里。」我说,「我记得贝克把我口袋的杂物都装袋了,史帝文生在上面贴了标签。」
「司机会记得这件事吗?」芬雷说。
「或许吧。」我说,「巴士本来没有停,是我要他停车的。」
我好像变成一个旁观者似的,以超然的方式思考我的处境,这样一来我跟芬雷的角色已经没有两样。我好像在跟他商讨有关别人的案件,就像两个同事一样,一起讨论棘手的问题。
「你为什么没有工作?」芬雷问我。
我耸耸肩,试着向他解释。
「因为我不想工作。」我说,「我已经工作十三年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我觉得以前我总是照着别人的规矩办事,真想叫他们都下地狱去。现在我要照自己的规矩来。」
芬雷坐着瞪我。
「你在军中有没有捅楼子?」他说。
「如果有的话,也不会比你在波士顿捅的楼子还大。」
他很讶异。
「你在波士顿工作了二十年,」我说,「芬雷,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既然如此你何必躲到这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你应该带着退休金到处钓鱼啊!看是要去鳕鱼角还是哪里。你到底出了什么事?」
「李奇先生,你不要管我的闲事。」他说,「回答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