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推了推鼻梁上架的大蛤蟆镜开口对我说道:“天王盖地虎。”
我心说这词怎么这么熟啊,于是顺口答道:“宝塔镇河妖。”
对方又问:“脸怎么红了?”
我一竖大姆指答道:“找不着媳妇给急的。”
“那怎么又白了?”
“娶了只母老虎给吓的。”
我们俩同时抱住了对方,我对他说:“小胖,你没想到中央红军又回来了吧?”
胖子激动的快哭了:“老胡啊,咱们各方面红军终于又在陕北会师了。”
前些年我们也通过不少次信件,但是远隔万里,始终没见过面。想不到一回城就在饭馆里遇到了,这可真是太巧了。
胖子的老爸比我爹的官大多了,可惜文革的时候没架住挨整,死在了牛棚里。几年前胖子返城后找了个工作,干了一年多就因为跟领导打架,自己当起了个倒爷体户,从我们这边往北方倒腾流行歌曲的录音带。
多少年没见了,我们俩喝得脸红脖子粗,我就把编瞎话的这事给忘了,回到家之后,酒后吐真言,把事情的经过跟我爹说了,想不到他没生气,反而很高兴。我心想这老头,越老觉悟越低,看自己儿子不用上前线了还高兴。
复转办给我安排的工作是去一家食品厂当保卫科副科长,我在部队呆的时间太长了,不想再过上班下班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就没去。跟胖子一起合伙去了北方做生意。
时间过得很快,眼瞅着就进入了八十年代,我们也都三张儿多了,生意却越做越惨淡,别说存钱娶媳妇了,吃饭都快成问题了,经常得找家里要钱解决燃眉之急,按三中全会的说法,全国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了,但是我却觉得我们俩还生活在解放前,被剥削被压迫,吃不饱穿不暖。
这天天气不错,万里无云,我们俩一人戴了一副太阳镜,穿着大喇叭裤,在北京街头推了个三轮车,车上架个板子,摆满了磁带,拿个破录音机拉着俩破喇叭哇啦哇啦的放着当时的台湾流行歌曲。
有个戴眼镜的女学生凑了过来,挑了半天,问我们:“有王结实谢丽丝的吗?”
这个以前我们上过货,两天前就卖光了,胖子嘻皮笑脸的对她说:“哎呦我说姐姐,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听他们的歌,您听邓丽君千白惠张艾佳吗?来几盘回去听听,向**保证,要多好听就有多好听。”
女学生看胖子不象好人,扭头就走了。
胖子在后边抱怨的骂不绝口:“这傻逼,装他妈什么丫挺的,还他妈想听金梭银梭,丫长得就他妈跟梭子似的。”
我说你现在怎么说话口音都改京腔儿了?说普通话不得了吗,冒充什么首都人。现在北京的生意太难做了,过几天咱奔西安吧。
胖子想要辩解说他祖上就是北京的,还没等说,忽然指着街道的一端叫道:“我操,工商的来扫荡了,赶紧跑。”
我们俩推着三轮车撒丫子就跑,七拐八拐的跑到一条街上,我看了看周围,咱怎么不知不觉的跑到潘家园古玩市场来了?
这条街上全是买卖旧东西的,甚至连旧**像章,红宝书都有人收。象什么各种瓶瓶罐罐、老钟表老怀表、三寸金莲穿的旧绣花鞋,成堆成堆的铜钱,鼻烟壶、各种古旧的家具,烟斗,字画,雕花的研台,笔墨黄纸,老烟斗,蛐蛐罐,瓷器,漆器,金银铜铁锡的各种玉石的各种首饰,只要是老东西,就基本上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