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道:“世人皆知,农桑乃国家根本大事,没有农人务农,哪里来的粮食呢?
没有粮食,国家还如何存续呢?’
宰予听了只是笑着摇头:“那你久居越地,应当熟知附近东夷的生活习性,他们难道也是以农桑为本吗?’
范蠡听了,忽的一愣,他皱眉思索了一阵子,方才开口道。
“东夷多以渔猎获取食量,对于耕地务农并不特别看重。”
宰予又问道:“那你知道西戎和北狄的习性又是如何吗?”
范蠡听到这里,半张着嘴,已经说不出话来。
他好像明白了宰予想要表达的意思,但宰予话语里潜藏的含义已经完全颠覆了他过往的认知,以致于他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宰予见他不开口,于是便替他回答了。
“《礼》中说:住在南方的蛮人,他们额头上刺着花纹,走路时两脚拇趾相对而行,其中有不吃熟食的人。
住在西方的叫戎人,他们披散着头发,用兽皮做衣服,其中有不以五谷为食人。
住在北方叫狄人,他们用羽毛连缀成衣,住在洞穴中,其中有不以五谷为食的人。
中原、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人民,都有安逸的住处,偏爱的口味,舒适的服饰,便利的工具,完备的器物。
由此可见,国家并非一定要依仗农桑才能存续。
《礼》中还规定了天子颁布的九种税法,诸夏国家也大多遵守这个准则收取税赋。
一日邦中之赋,二日四郊之赋,三日邦甸之赋,四日家削之赋,五日邦县之赋,六日邦都之赋,七日关市之赋,八日山泽之赋,九日币余之赋。
其中前六种都是田税,第七位才轮到关市的税法,第八位是山泽的税法,第九是公用剩余财物的回收法。
所以说,诸夏之所以重视农桑,并不是因为农桑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诸夏国家的财税收入大多源于田税。
所以国君们才不得不重视农人的意见。
而如果有哪个国家的关市收入或山泽收入与田税旗鼓相当时,那么商贾的意见就会被同样重视起来。
而如果关市与山泽收入占据国家财税收入的大半时,商贾的意见便会等同于国君的意见商贾的仇人便等同于国君的仇人,商贾的利益也等同于国君的利益了。
这也是有别于诸夏的蛮夷戎狄并不重视农桑的原因。
因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并非是农桑提供的,而是蓄养的牛羊所出产的,捕鱼狩猎所获得的啊!”
范蠡和子贡听完了宰予的这段论述,只觉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的这番话,乍一听起来骇人听闻,可细细回想却觉得颇有道理。
子贡仔细梳理了一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忽的问道,
“子我,可你的这番论述,恐怕只能在小国进行实践吧?
方圆五百里乃至千里的大国,怎么可能单靠商贾提供收入去养活全国的百姓呢?”
范蠡也点头认同道:“而且过于偏重于商业的发展,不注重农桑之务,这岂不是把自己的命脉交到了他国的手中吗?’
宰予听到他俩的质疑,心中暗赞一句。
真不愧是两个经商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