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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1929年（第2页）

跟我同路的共有二十个小孩，什么年纪都有。我们梳洗得干干净净，身穿别人捐赠的衣服：女孩身穿连衣裙，套着白色围裙，配上厚厚的长袜；男孩身穿膝下系扣的短裤，白色正装衬衫、领带、厚厚的毛呢西装外套。正值十月，天气暖和得不合时令，用斯卡查德夫人的话来讲，“是个小阳春咧”。我们一行人在月台上感觉闷热难耐。我一头湿漉漉的头发粘在了脖子上，硬邦邦的围裙很不舒服，一只手里还紧攥着一个小小的棕色手提箱。除了那个十字架，手提箱里装着我在这个世上拥有的一切，全是最近攒起来的：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顶帽子、一件小了好几号的黑外套、一双鞋。外套的衬里上有我的名字，是儿童援助协会的一名志愿者绣上去的——妮芙·鲍尔。

没错，“妮芙”，发音跟“Neev”一样。一个在戈尔韦郡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在纽约的爱尔兰人里也很平常，但不管这列火车会把我载往何方，人家只怕必定容不下这个名字。几天前，在外套衬里上绣名字的女士就曾经为它叹过气：“我希望你不是非要这个名字不可，小姑娘。因为我可以保证，如果你运气好到被人选中的话，你的新家长转头就会把这个名字改掉。”“我的妮芙”——爸爸曾经这么叫我。但我也并不是非要这个名字不可。我知道，这个名字发音很拗口，有一股异国味，不招不熟识的人们喜欢。谁让它是好几个辅音别别扭扭地凑在一起呢，怪得很。

我痛失了全部家人，但并没有谁为我抱憾。我们中间谁没有伤心往事？不然的话，我们又怎么会沦落到这里？大家都觉得，往事最好不要提起，遗忘是见效最快的良药。儿童援助协会把我们通通当作一张白纸对待，踏入儿童援助协会前的过往都被抹了个干净，我们一个个好似破茧而出的蝴蝶，把昔日抛到了身后。如果上天垂怜的话，还能转眼脱胎换骨。

斯卡查德夫人和柯伦先生（一个蓄着褐色小胡子、有点胆小的人）让我们按个头排成队——从高到矮排，基本也就意味着从年龄最大的排到最小的，八岁以上的孩子则抱着婴儿。我还来不及拒绝，斯卡查德夫人已经把一个小宝宝塞进了我怀中。小家伙才十四个月大，长着一身橄榄色皮肤和一双斗鸡眼，名字叫作卡迈恩（依我猜，这小家伙只怕很快就会有个新名字）。他像只吓坏的小猫一般紧攥住我不放。我一手拎着棕色行李箱，另一只手搂紧卡迈恩，迈步踏上高高的台阶，跌跌撞撞地上了火车。柯伦先生一溜烟跑过来，拎走了我的行李箱。“动动脑子，姑娘，”他呵斥道，“如果跌一跤的话，你会摔破脑袋，那我们就只好把你们俩都扔下了。”

列车车厢里的木质座椅齐刷刷地朝向正前方，只有车厢前端的两对座椅例外，它们面对着面，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我给自己和卡迈恩找了个三人座，柯伦先生把我的手提箱抛到了我头顶的行李架上。没过一会儿，卡迈恩就想爬下车座，我忙着不让他溜走，几乎没有注意其他小孩陆续登上了列车，车厢里渐渐挤满了人。

斯卡查德夫人站在车厢前方，扶着两张皮质座椅的后背，黑色斗篷的衣袖仿佛乌鸦的翅膀般耷拉下来。“人们把它叫作‘孤儿列车’，孩子们。算你们走运，上了这趟列车。你们把一个充斥着无知、贫穷与堕落的邪恶之地抛在了身后，从此奔赴高尚的乡村生活。在这列火车上，你们必须遵守一些简单的规矩。你们要乖乖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尊重你们的监护人。你们要爱护这辆火车，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坏它。你们还要激励自己的同座守规矩。总之一句话，你们的行为要让我和柯伦先生引以为傲。”我们纷纷落座，她则拔高了嗓音，“当被允许离开火车时，你们要待在我们指定的地点，无论何时都不许一个人乱跑。如果惹是生非，连这些简单的规矩、起码的礼仪都不遵守，那你们当初从哪儿来，就会被直接送回哪儿去，扔到街头自生自灭。”

看上去，斯卡查德夫人的长篇大论让年纪还小的孩子们莫名其妙，但我们这些六岁以上的孩子在孤儿院里就已经听过好几遍了。我沉浸在那番话中，不过眼下还有更紧迫的事情要操心：跟我一样，卡迈恩饿了。早餐我们只吃了一片干巴巴的面包和一杯牛奶，当时天色尚未破晓，何况又已经过了整整几个小时。卡迈恩直闹别扭，啃着自己的一只手——这个习惯一定挺让小家伙安心（当初梅茜就爱吮拇指）。但我还算识相，知道不能开口问什么时候发吃的。等到主管想发午餐的时候，午餐自然会来，苦苦哀求派不上半点用场。

我费力地把卡迈恩放到自己腿上。今天清晨吃早餐的时候，趁着往茶里放糖的时机，我悄悄塞了两块方糖到口袋里。我用手指把其中一块揉成一粒粒，然后舔舔食指，在糖粒里蘸一蘸，放进卡迈恩嘴里。小家伙意识到了自己是多么幸运，顿时露出满脸喜色，让我忍俊不禁。他伸出两只胖乎乎的手一把攥住我的手，死活不肯放开，随后渐渐悠然入睡。

伴着咣当作响的车轮，我也终于进入了梦乡。等到一觉醒来，卡迈恩正在动来动去，揉着他的眼睛，斯卡查德夫人则赫然站在我身旁。她离得非常近，我可以望见她下颌上的绒毛、乌黑的浓眉，还有脸颊上粉色的细血管，仿佛一片精致的树叶背面散布着的筋络。

透过纤巧的圆眼镜，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猜，以前你家里有小不点儿吧？”

我点点头。

“看上去你倒是挺有办法。”

正在这时，卡迈恩在我怀里哼哼起来。“我想他是饿了。”我告诉斯卡查德夫人。我摸摸卡迈恩的尿布，尿布外面还是干的，但隐隐兜了一泡水，“而且该换尿布了。”

她转身冲着火车头，又扭头对我示意：“那就来吧。”

我把宝宝搂到胸口，摇摇晃晃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蹒跚着随她走下过道。坐在二人座和三人座里的孩子们抬起头，用郁郁寡欢的神情望着我从旁经过。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大家正往哪里去。依我看，除了年纪小得不像话的几个人，我们全都很担心。主管人员压根儿没告诉我们多少内情，我们只知道要去的是个盛产苹果的地方，累累的果实坠满了枝头，猪、牛、羊在清新的乡间空气中自由自在地漫步。在那片土地上，好心人，也就是好人家，正翘首盼着把我们迎进家门。说到这事，自从离开戈尔韦郡以来，除了一条流浪狗和几只难得一见的胆大的鸟儿，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过一头牛，也没有见到过一头牲畜。我挺期待再见到几头牲畜，但又将信将疑。我实在太清楚人们嘴里许下的种种美景与现实能相差多少了。

这趟列车上的不少孩子已经在儿童援助协会里待了太久，记不起自己的母亲了。他们大可以重新开始，投入另一个家庭的怀抱——那会是他们所知的唯一一个家。可惜我记得的太多：我记得祖母宽广的怀抱和纤小的双手，记得光线暗淡的小屋，有一堵摇摇欲坠的石墙环绕着逼仄的花园。我记得清晨与日落时分，海湾笼罩着片片浓雾；每当妈妈累得无法下厨，或者我们家穷得买不起美食的时候，祖母会把羊肉土豆送上门来；我记得在幽灵街的街角小店里买牛奶面包。“SraidaPhuca”——爸爸用盖尔语11这么叫那条街，因为小镇那一带的石屋都建在墓地上。我记得妈妈干裂的嘴唇和一闪即逝的笑意，记得缕缕忧愁弥漫在我们位于金瓦拉的家中，又随着我们一家人越过重洋，一直赖在我家位于纽约的公寓里不走，盘踞在昏暗的屋角。

此时此刻，我却上了这趟车，正给卡迈恩擦屁股，斯卡查德夫人则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一边用一条毯子挡住柯伦先生的目光，一边指挥我；虽然我用不着指挥。等到卡迈恩被拾掇得干爽洁净，我就让他伏到我肩上，抱着他向座位走去。这时柯伦先生开始分发装满面包、奶酪和水果的午餐盒，还有一杯杯牛奶。我给卡迈恩喂了些蘸牛奶的面包，不由得想起了我常做给梅茜和兄弟们吃的一道爱尔兰菜——加上盐、牛奶和嫩洋葱的土豆泥，如果家里难得一次找得出嫩洋葱的话。饿着肚子上床睡觉的那些夜晚，我们在梦中都会与土豆泥相逢。

给每人发了午餐和一条毛毯之后，柯伦先生宣布：车上有一桶水和一个长柄勺，举个手就可以上前喝水。他告诉我们，车上还有个室内厕所；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所谓的厕所不过是挖在铁轨上方的一个洞，吓得人够呛。

香甜的牛奶面包让卡迈恩飘飘然起来，小家伙在我怀里摊开手脚，长着乌发的小脑袋搁进我的臂弯里。我用那块扎人的毯子裹紧了我们俩。伴着列车富有节奏的轰隆声，在人头攒动、忙碌不停的车厢中，我感觉自己仿佛躲进了桃花源。卡迈恩闻上去跟奶油冻一样甜香，沉甸甸的他让人如此安心，我不禁泪水盈眶。他那富有弹性的皮肤、柔软的手脚、烟熏般的睫毛，甚至他的叹息，无一不让我想起梅茜（怎么可能不想到她呢？）。想到她孤零零一个人在医院里死去，饱受烧伤的痛苦，我实在受不了。为什么我活了下来，她却没有？

当初在我们租住的公寓，曾有些人家颇爱互相走动，互相帮着照顾孩子，分享美食。那些人家的男主人都在杂货铺或锻铁厂干活，女人们在家做做手工，要么钩花边，要么织袜子。每当经过他们的公寓，看见他们排成一圈围坐着，一个个埋头干活，嘴里说着一种听不懂的话语，我就感觉心上像被剜了一刀。

我的父母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背井离乡，我们全都深信自己正前往一片丰饶的土地。可惜世事难料，就在这片新大陆上，他们败了，全盘皆输。也许是因为他们太软弱，承受不起移民的种种艰辛，承受不起屈辱和妥协，也不具备移民所必需的自律和冒险精神——这两种精神还自相矛盾。但我仍然禁不住好奇：如果当初爸爸是为家族生意干活，有人管着他，有按期到手的收入，而不是到酒吧当雇员（对我爸爸这种人来说，世上再也找不出比酒吧更糟的工作场所了）；如果当初妈妈的身边有些女伴，平辈的姐妹也好，小辈的姑娘也好（也许，作为陌生人，女伴们能向她伸出援手，让她在贫穷和孤独中得到慰藉），那会怎么样呢？

在金瓦拉，我们一家穷困潦倒，时好时坏，但身边至少还有家人，有相熟的故交。我们有着共同的传统与世界观。直到离开故土，我们才明白当初对这一切是多么习以为常、熟视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