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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激荡3（第1页）

85。土肥原贤二拉汉奸，拉不动北洋派，却拉动了民国派

华北的汉奸之父是土肥原贤二。土肥原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和阎锡山为同学，交往甚密。从1913年以后，他在中国整整活动了30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是日本军部中最受器重的“中国通”。土肥原与板垣征四郎一样，也是日本昭和军阀中的佼佼者。土肥原当年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自任特务机关的机关长。

土肥原非常善于利用关系，比如，他与阎锡山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们曾经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到中国，首先就利用与阎锡山的关系，建立了与多个北洋军阀之间的关系，包括段祺瑞、吴佩孚、韩复榘、石友三都与土肥原交往甚密。

但是交情程度当然是不一样，比如段祺瑞、吴佩孚，是坚决不跟着日本人干的，虽然与土肥原的个人关系不错，但是一到了关键时刻真要跟着日本人干了，段祺瑞和吴佩孚是不上这个当的。还有一个北洋军阀孙传芳，土肥原也要拉他，但也没有拉动。孙传芳曾公开地对记者直斥日本的阴谋，声称绝不做傀儡政权的首领。

土肥原在前期的工作成效并不大。他在天津拼凑所谓的北洋派大同盟，是想把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等人拉过来，成为日本人的工具，但没有拉成，没有人跟他干。吴佩孚不干，段祺瑞不干，孙传芳也不干，所以土肥原没有办成。北洋军阀这些人物，从段祺瑞开始，到吴佩孚，再到孙传芳，他们这些人的民族气节还是可以的，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在替日本人干还是替中国人干的问题上，他们是非常清醒的。

但是，土肥原后来拉民国派，却成功了。比如汪精卫，还有宋哲元也差一点儿。这件事很值得思考，民国是打倒北洋军阀的，而民国派首领、国民革命的主持者汪精卫却成了头号大汉奸。还有像陈公博、周佛海，那都是参加了中共“一大”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一大”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这两个人最后都脱党，成了大汉奸。

从这一点上看，民国派表面上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暗地藏着最复杂的心态。平时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很容易，一旦帝国主义真的来了，连北洋军阀都不愿做傀儡，而整天喊打倒帝国主义，喊打倒北洋军阀口号的汪精卫，却做起了真正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深奥莫测的、令人难解的哑谜”。

汪精卫革命了一辈子，怎么就做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做了中国头号大汉奸？要知道汪精卫在清末的时候还刺杀过摄政王载沣，那时表现出了多大的革命勇气！最后却变成了这样一种货色，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

所以说，一些假的革命者，最容易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

86。宋哲元如何最终坚定抗日决心

土肥原拉不动北洋军阀，便想方设法拉拢民国将领。其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拉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当时中国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蒋介石实际上没有真正地统一中国。宋哲元是西北军的一部分，是冯玉祥军队的一部分。

中国当时分成许多派系，包括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湖南军阀何键、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贵州军阀王家烈、山西军阀阎锡山、山东军阀韩复榘，还有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控制华北。中国的社会，就像板垣所讲的那样，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这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军事领导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都不由自主地玩弄一种平衡。

开始是在红军与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后来是在蒋介石与日本人之间玩弄平衡。他们当中有相当一批人存在这样的心理：完全服从国民政府，服从蒋介石是不行的，必须要靠一个力量来制约蒋介石。

靠谁的力量呢？靠日本的力量。

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它与国内的革命战争不一样，当一个外来的力量，当日本介入之后，你想利用日本人的力量来摆平国内的一些派系，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很危险了。

宋哲元也是位抗日英雄，但是他在抗日之前，也曾反复犹豫，反复动摇，反复在亲日与抗日之间摇摆不定。宋哲元不是不知道民族大义，但他当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为了不让蒋介石的军队进入华北，他觉得有必要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和蒋介石之间玩弄一种平衡，对蒋介石作出一种牵制。

当年，如果没有日本人，蒋介石的军队就有可能长驱直入，把华北占领了，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是杂牌，将来怎么维持生存是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宋哲元开始在日本人和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这种平衡术最后确实把宋哲元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日本人在华北步步进逼，宋哲元基本上是步步后退，眼看就要被日本人拉了过去。

从这一点看，我们最该感谢的是中国的民意。

就在宋哲元动摇不定的时候，促使他终于坚定信心，不站到日本人一边，坚决地站在中华民族一边，最大的原因来自什么呢？就是来自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其中包括1935年12月爆发的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包括上海的舆论对天津方面所产生的强大压力；还包括天津本地的报纸，天津《大公报》在1935年12月发表的社论，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都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

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在日本人步步进逼面前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学生、报纸、记者、民意、商界，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终于促使宋哲元下了抗日决心，与蒋介石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华北自治。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宋哲元已经确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战略方针：坚决抗日。“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就是二十九军的军歌。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坚决的抵抗措施。

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次觉醒，而到了1937年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觉醒，整个民族的觉醒。至此，抗日已经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党派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权势集团的问题了，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了。

虽然抗日战争中产生了大量的汉奸，但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已被动员起来了，很多抗日态度不坚定的人，包括宋哲元这样的民国将领，甚至蒋介石本人，都在国内舆论和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到了那一刻，在中国除了汉奸，不抗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土肥原贤二是华北汉奸之父。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都作为东京国际战犯审判的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真正的历史，所以说历史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

87。?土肥原贤二如何为日本侵华作准备

日本侵华军队中的重要人物土肥原贤二是1945年东京审判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他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个汉奸之父，同时也是个特务头子，当然还是个著名的日军指挥官。

从这个人身上，能充分地看出日本军国主义要灭亡中华的野心。

前面说过，土肥原贤二早年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那时他就与阎锡山结下了很亲密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土肥原贤二到山西去，当时阎锡山已经是山西的军阀，是山西王了，统一掌管山西所谓的党政军大权。老同学土肥原去看他，阎锡山待若上宾。

20世纪20年代中日关系还不是那么紧张，土肥原到了山西之后，他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求到山西各地转转。老同学提出这个要求，这是人之常情，阎锡山便慨然应允。山西的任何地方，土肥原只要愿意去的都可以去，由阎锡山提供一切方便。

但阎锡山万万想不到，他的老同学土肥原趁在山西旅游的工夫，把山西的兵要地志作了详细的侦察和记录。尤其是走到晋北雁门关一带，土肥原一边看，一边详细地记录了路况，包括桥梁、道路和山路，重武器能不能通过，土肥原全都掌握了。

这个日本人是不是太有心了？当时日军的侵华计划还没有出来，但像土肥原贤二这样的人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不得不说日本军队内早就拥有这样一批极富侵略自觉的人，他们未雨绸缪，早在日本军部的侵华作战方案出笼之前，就抓紧作大量的战争准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向山西大举进犯。阎锡山事先在判断上犯了错误，他以为雁门关是天险，道路狭窄、地势起伏，桥梁的承重能力都很差，尤其是铁甲岭，根本没办法通过重武器，日军过不来，要过来也是小分队，大部队过不来。所以阎锡山对整个晋北的防备是忽略的，既没有构筑工事，也没有派适当的兵力把守，以致日军突然从雁门关这个空隙中钻了出来，而且是配备重武器的日军。

日军之所以从雁门关偷袭成功，凭借的就是将近十年前，土肥原在这一带所谓旅游时完成的兵要地志的详尽考察。最后，阎锡山的晋北抗战化为泡影，全线溃退。

从这个角度看，阎锡山在山西混了一辈子，自称山西王，结果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他的日本同学土肥原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它不仅仅是两个同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是一方是中国军阀另一方是日本将领的问题，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虽然像阎锡山这样的人物最后也抗日了，但他在关注国家安全、关注国家利益方面——就算只关注山西的安全利益方面，也是太粗心、太马虎了。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日本要灭亡中国，他们是非常有心的，是早作了准备的。所以说，为什么抗战的前期到中期，中国战场受到那么大的损失？一方面，可以说是日本的侵略成性、嗜血成性；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当时中国的这些统治者，在关注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方面是太粗心了。大量的精力被用于军阀内战，或者各个势力范围的划分。而对于整个国家安全的经营，是漏洞百出、四处破绽，于是就被侵略者轻易击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