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啦,战争结束以后,你们在哪里的收容所来着?”
“在贝加尔湖以东约五十公里的顿巴斯收容所来着。”
“在那里大约呆了几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国的,他比我早一步,是五月被遣返回来的。”
“有先有后,是为什么呢?”
“我想是因为船只关系或别的原因。我们囚犯是不允许对苏方的事情加以议论的。”
“听况在那里要‘洗脑子’,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那么回事吗?”
“有的。”
“被告在那种教育中成绩怎样?”
“他好象比我们进步得多,记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数得着的好成绩。”
“是因为以前他就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兴趣、产生了共鸣,所以进步才快吗?”
“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一点也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所以简直就象背诵军人敕谕那样拼命地背诵共产主义纲领——虽然现在全都忘掉了。”
“那么,被告比证人先回到日本,是因为作为共产主义战士而特别把他挑选出来的吗?”
“当时好象也有这种说法,但那是苏联方面的秘密,事情究竟如何我也无从知晓。”
“他在收容所里的生活态度,和在部队时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当时大家都显得意气消沉,而他却依然如故,不,好象反而比过去更加意气风发起来。”
“可是,收容所的环境和物质条件不是比部队恶劣得多吗?”
“那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被告反而振奋起来的原因当然是来自精神方面啦。能不能说是因为被告对苏联人宣传的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共鸣呢?”
“我想……是这样。”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回国以后的情况。证人回国以后做的什么工作?”
“最初身体实在弱得很,在老家静养了大约半年。但也不能总是那样晃来晃去的。一九四九年找了个门路来到了东京。工作换了好几个公司,一九五三年到现在的公司工作,一直到目前。”
“在这期间,证人和被告有过联系吗?”
“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见了他,两人在附近的小酒馆喝了点酒,这是重新交往的开端。”
“当时被告又回到原来剧团的事情,向你公开了吗?”
“是的,他对我说了。”
“以后都有什么交往呢?”
“因为我忙于为生活而奔波,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见面。无非是新年到了互相寄张贺年片,盛夏来了互相写封问候信,工作变动时互相函告一下等,总之,都不过是一些礼节性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书信往返而己。”
“这么说来,被告重新在证人面前出现,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的事罗?”
“准确日子说不上来了,记得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前后,他向公司给我来电话说好久不见了,约我喝一杯。我也没有意见,就答应了。于是在新宿见了面。”
“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告第一次把他退出了剧团的事情告诉了证人吗?”
“是的。”
“当时他说他在做什么工作呢?”
“他说在一个服装公司帮忙。”
“新剧和服装公司,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他这种转业,当然谁都会产生疑问。你没有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