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他们只是靠天吃饭,而且农业的收益率极低。
理论上而言,确实是的,可种地能挣多少钱?
实际情况,绝大多数的大地主和大士绅们,其实压根就不靠种地盈利。
你以为他们平日里苦哈哈的靠那点庄稼地,实际上……他们的利润,其实远远超出了商业所带来的利润,而且还旱涝保收。
家里有大量的土地,就可提供一个安稳的环境给子弟们读书,读书之后,考功名,哪怕考的不是进士,即便是一个秀才,在本乡,其实已经算是人上人了。
丰年的时候,可以大量地囤积粮食。
而到了灾年,就大量的以低得令人发指的价格收购更多的土地。
不只如此,还可垄断本乡、本村的保长、甲长的名额,如此,就有了代县里征税和决定谁来服徭役的特权。
每年大量将钱粮借出去,一年的利润,至少在五成以上。
五成是什么概念?那就是十两银子,你只需躺在家,两三年之后,就可得到二十两纹银。
通过出借钱粮,等到连年大灾的时候,不但可以囤货居奇,将重要的粮食、布匹捂在手里,牟取更多的暴利之外。更是通过债务,控制那些灾荒中流离失所的百姓。
表面上,法令不可蓄奴,可在人要饿死的时候,哪怕一文钱不出,给他一天两顿馊饭,让对方为你当牛做马,人家也要跪下给你磕头,对你感恩戴德。
所以传统印象中,地主和士绅是靠天吃饭,农业的利润微薄,其实根本是假象,对于农户和佃农而言,确实是如此。
可对士绅们而言,实际上……他们所掌握的,是一个暴利的行业。
这个行业有很高的准入门槛,旱涝保收,利润惊人,而且在本乡本县,都有各种隐形的特权。
因此整个古代,几乎所有的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成为地主,继而通过财富培养子弟,成为士绅,再牟取到利润之后,拼命的将这些钱粮扩张土地。
任何一个王朝,都是在无数内卷的士绅和世族们不断土地兼并的过程中直到灭亡。
至于其他的任何生产,不但费时费力,而且所需投入不小,获利也未必能如意,还要遭受歧视,所谓的工商活动,几乎被压到最低。
所谓的工商衍生出来的萌芽,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萌芽永远是萌芽,永远都不可能开出任何的果实。
张安世是个有道德感的人。
至少他知道,这一条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里,想要改变,唯一做的,就是斩断士绅牟取暴利的手段。
只有将他们的暴利一根根地斩除,让土地的投资,回归到本该有的位置。
那么……秦汉时期,那些同样的读书人,不再以兼并土地为一切,而是以立功封侯为理想的人,才会不断地涌现。
他们不再拘泥于土地的兼并,也不再是以维护土地制度为一生的终点,而是怀有远大的理想,而不是躲在一亩三分地上拼命的内卷。
“陛下,万事开头难,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先要立规矩,这钱庄牵涉到的利益太大了,稍有变动,都可能影响国计民生!”
“除此之外,臣这边,还打算设一个算学学堂,招募人来学习,这钱庄要铺开,就必须得有大量账房,除此之外……还有一事。”
朱棣道:“你说罢。”
张安世便又道:“除了算学,因为涉及到了大量的契书以及抵押,还有各种票据,这其中……还需大量的讼师。”
“讼师?”朱棣眉一沉,这其实是个敏感的问题。
古代有个约定成俗的规矩,就是民不举官不究,父母官们乐于没有诉讼,这样才显得自己治下海晏河清。
而地方的士绅们执行家法或是族法,也不愿官府来干涉乡间的纠纷。
至于朝堂上的大臣们,当然也不希望到处都是纠纷,影响这太平盛世。
于是乎,讼师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
这些精通律令条文,给人书写状纸的人,不但被人瞧不起,有时惹了父母官,少不得还要狠狠收拾的。
张安世这家伙,显然又触碰到了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
张安世看着朱棣犹豫的神色,继续道:“臣打算再办一个律令学习班,招募人学习律令的条文……”
朱棣只道:“有这个必要吗?”
张安世很是认真地道:“涉及到了大量的金银,难免就有纠纷,钱庄想要做到万无一失,就必须得有大量相关的人员,如若不然,难以让人心悦诚服,而一旦不能让人心服口服,谁还相信钱庄呢?”
朱棣这回居然只是顿了一下,便颔首道:“既如此,朕就恩准啦。”
张安世道:“只是……以臣之力,只怕没人肯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