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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第2页）

袁姗姗、张岩、谭小红约好开学前在宁洲集合的时间，然后就各自回家了。

邱明仁、潘毅和庄妍直接回宁洲。

梁海涛和刘娜向着县委大院走去。

“总算回家了！没想到坪乡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坪乡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学校和卫生院了。”

“那确实是值得我们深爱的一片土地。我们有责任把它建设的更好。”

……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华夏的形势变化的很快，对于农村包产到户的这个问题，你们俩是怎么看的？”刘长远看着梁海涛和刘娜问道。

刘娜说道：“爸，这个问题，我跟海涛在学校多次讨论过。对于包产到户，我总结了三句话：完成国家的任务，满足集体的利益，剩下的归自己。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是一个能积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最稳定的模式，也是在新形势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方向。”

梁海涛接着说：“小岗村在1978年底偷偷搞了大包干，第一年就迎来丰收。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干了一年够吃五年。这个事实就证明了包产到户的优势，它让农民看到了希望。”

刘长远说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在我国各个领域逐渐开展起来，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起步最早，发展也最快。其突破点就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但也是争议最大的。”

刘娜说道：“继1978年11月份，小岗村18位村民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以后，全省大约有1o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生产责任制。到了1979年上半年，全国还有五个省的一些贫困的生产队也搞起了包产到户。这说明了什么？这是人心所向。”

梁海涛说：“由于长期以来的思想束缚，就拿我们燕大经济系来说，不少老师和学生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种形式还存在着很大的疑虑，担心这样做的下去会不会削弱集体经济。”

刘娜接着说：“更有一些人指责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失去了集体劳动和统一经营的优越性。”

梁海涛说道：“其实，我们当初在坪乡知青农场的时候，在不同的农活中，也采取了一些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当然，主要形式还是定额定工责任制和联产到组责任制。对于个别农活，采取包干到人、包干到户的形式，起到积极的效果。

比如清理大粪池，不仅是清理，还得负责挑到柑橘园里施肥，完成任务之后记一定的工分，通常是1oo个工分，也就是1o块钱。

采取包干的方式，工分总额不变。

五个人完成和十个人完成的工分总额一样。

一天完成和两天完成的工分总额都是1oo个工分。”

刘长远问道：“这个办法是谁想出来的？”

梁海涛回答：“是袁姗姗，就是袁启亮部长的女儿，当年她是坪乡知青农场的知青队长。自从知青农场的养猪场和厕所建起来之后，每个月都得掏一次粪池。

一开始郭书记还不同意她的提议，说这是搞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

问题是不这么干，没人愿意下到膝盖深而且臭烘烘的池子里掏大粪。包括那些从各个生产队抽调来的青年农民都不愿意干，一天下来浑身的臭味，用香皂冲洗三遍，三天都消除不了。

后来姗姗只能征求我、邱明仁、潘毅的意见，我们决定不让生产队知道，自己偷偷搞。

没想到这么一搞，大多数男知青积极性都很高，最后不得不采取抽签轮流的办法。

八个人干完，每人可以拿到十几个工分，这一天一块多钱了，比平时干活一天多了三四毛钱。

而且只要搭配好，又快又轻松，就是身上臭一点而已。

两人高个子在池子里往上抬粪桶，两个矮个子在上边拉，另外四个人负责挑到后山施肥，通常不到一天就能完成任务。对于力气大的，六个人就包干了。”

刘长远沉思片刻说道：“在以往的观念中，很多人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性质弄错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最根本的是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弊端，带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纠正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面长期存在的缺点，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

梁海涛接着说：“还是拿坪乡知青农场举例，在1976年那场双抢之前，74届之前的老知青因为招工走了一大批，就剩下我、邱明仁和潘毅三人了。这个时候，农场里的十几名从各个生产队抽调来的农民青年都得回原生产队帮助双抢，而像谭小红他们76届的二十几名新知青刚来农场什么都不会，真正能干活的就剩下袁姗姗他们75届的二十几个人和我们仨。

马上就要投入紧张的双抢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可是五百亩水稻田啊！不仅得收割，还得翻田、插秧。把袁姗姗着急的嘴上都起了大泡。

为了充分调动大伙儿的积极性，袁姗姗和我们仨商量之后，认为只能而且必须采取包干到组的办法。”

“包干到组，你们是怎么干的？”

“这件事情当时还得瞒着生产队，否则传到郭书记耳朵里，肯定不让我们这么瞎胡闹。

我们四个人花了三天的时间，把五百亩水稻田根据面积大小和水田深浅，分成了十三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