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豆
也只一个行,没有店,城隍庙公地上买卖。何子贞是个公安局长,近来做警察队长,寻乌的反动首领。他在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生意也是十一二月顶大门,两个月有八百担。全年约共一千担,一担(一担五斗,一斗十升)豆子抽行佣两升,每担豆价七元五毛(每升一毛半),约计抽去百分之四,每年可抽行佣三百元。何子贞是本城人,住在东门外,小时很苦,平远中学毕业,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回来当小学教师,当了**年,古柏、潘丽都是他的学生。民国十六年清党前后,古、潘等领导的“合作社派”,和何子贞领导的“新寻派”发生冲突。民国十六年四月打一仗。民国十七年,三二五暴动把何子贞赶跑。四月,何子贞恢复势力,大出头,大罚革命派的款子,后来又做公安局长、警察队长,渐渐发了些财,在近郊买了田地。他在民国十四年以前,即没有与合作社派冲突以前,是代表商业资本势力的,起始组织“留粤学友会”,开办平民义学,时在民国十年。民国十四年六月,合作社派在县城开大会,革命派势力长起来,何便与封建豪绅妥协,并且取得了对封建派的领导地位,成为寻乌最恶劣的反动首领。这次红军到寻乌,他才率领警察队(靖卫团[4])逃往项山。
(6)屠坊
只有三个案,摆在街边,没有屠店。三个案是刘?二、陈老二、刘世渭。刘?二从前有百把元本,现在了了(了了即没有了)。陈老二、刘世渭也完全没有本钱,因为买猪不必要现钱,猪杀了后收了钱再付猪价,有信用便行。平均每天杀两个猪,每猪一百斤,每年杀猪七万二千斤。拿现时说,买猪进来每斤二毛半,卖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赚三分,全年可赚二千一百六十元,是个不恶的生意。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税,从前三家每月出税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较淡,只出一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多元。因为三家包缴屠宰税,所以三家人以外什么人也不能杀猪卖,除非自己吃便罢。红军入城后,由三案增加到七八案,销路大增。税又不要,赚了一个就是一个,屠户人人欢喜。肉价,红军未来前每斤三毛二,现在每斤二毛八。
(7)酒
陈贵和、高元利、元利栈、周裕昌、刘双盛、凌文盛、彭同孚这七家是较大的酒店,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是小酒店。周裕昌(吉安人)、高元利(吉安人)、刘双盛(本地人)、陈贵和四家是最大的,本钱都不出百元。凌文盛(本地人)、元利栈(吉安人)、彭同孚每家不过四五十元。以上七家都是卖糯米做的甜酒,叫做水酒,因为色黄,也叫黄酒。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一般喜欢喝的,因它味醇,也吃不坏人,又较便宜的原故。分为“双酒”、“单酒”(只城里这样称呼,乡下不说双单而说“好”“淡”),双酒酒娘多。卖酒以壶算不以斤算。双酒十八个铜板一壶,是黄酒中最好的,普通人家请客才吃;但也有自己一日三餐吃的,那些酒鬼们每餐喝一点,他就不吃饭也做得。
酒税是非出不可的。生意大小,大酒店每月约四毛,小酒店每月二毛,一毛五的也有。
水货
水货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呀,“山珍海错”就是它们的标语。水货商人的荣枯得失,亦是颇饶兴味的。下面先举出各样的品类,次观察他们的得失。
咸鱼第一大门。
海带第二大门。
糖也是水货店里出卖,第三大门。分为白糖、黄糖、冰糖、橘饼各种。白糖中有雪粉,是好,不甜,梅县来;有
豆粉第四大门。
猪皮第五大门。
闽笋第六大门
鱿鱼办酒席就要用,普通也要。第七大门。
水货店中的盛衰兴替,不可不一述其概要:
顺昌老店、顺昌兴记、卢权利、汤尧阶、荣春祥、骆接赐、张均益七家,是水货生意中大一点的。此外,还有卖水货的小摊子若干家。其中,顺昌老店和张均益是杂货店兼做水货。
顺昌兴记是顺昌老店的分支,水货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块本钱,每年向梅县缴得动两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饭,生意赚项仅敷缴用。
卢权利,算第二家水货店,梅县人,资本千多两千元。除水货外,还做桐油、茶叶、香菇、茶油各样,运往兴、梅做“行岗生意”,他做的水货生意不如兴记,这一宗却是兴记所没有的。他也能在梅县缴得些些动,因为他是梅县人,生意颇红,缴千把八百都是没有问题的。他自己两公婆,请了两个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缴用外,每年至少赚两三百元,财气好的年头,千把八百也要赚。
汤尧阶,蕉岭人,资本二千元,没有请先生,缴用以外,无钱赚。早几年开油盐行很赚钱,前年起蚀本,改做水货。
荣春祥,本地人,资本七八百元。家里有几十担谷田,七八人吃饭。不请先生。用度呢,生意赚了钱来开支,城外家中的谷子就储蓄起来,算水货店第一家好的。苏维埃成立,把他的田没收了一部分,不待说心里是呕气的。他小时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
张均益,做水货又做杂货,一头二百元本,其余是借来的。没有请先生,指挥他的儿子做生意,每年颇有些赚头。他是本地人,五六年前是个挑夫,帮寻乌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县,从梅县挑了布子及咸鱼回到寻乌。他自己挑东西,同时又当夫头。这种夫头的职务是能够赚钱的。寻乌商人拿了钱给他去办货,寻乌城的老板和梅县的老板两头都给酒钱与他,因此他就慢慢地发起财来。
摆摊子的水货生意,每家不过几十元本,多的不过一百元,他们的货是从本城大水货店和过往小贩那里买来。这种摆摊子的,往往能因勤苦精干发起财来。本城由摆摊子起家开店的有许多家,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都是。他们有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来。
(9)药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杨庆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黄裕兴、福春堂等七个药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来是篁乡人,姓刘。小时因家穷,父母把他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后来他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广东商人有句俗话:“不怕扯,只怕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就是为了“怕绝”呢。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普通买了来,聪明能干的把他做儿;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5]。百和堂主人自己是买来的,他因生子不育,又买来一个儿子,随后他自己也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娃子,连他的老婆共七个人吃饭。又带三个徒弟。有些钱赚。药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称了进来,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药嫩料两类,粗药(水药)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吃;嫩料是补品,只土豪才买得起。嫩料有价钱讲,粗药听药商话价。七家药店中,只百和堂、杨庆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杨庆仁,樟树人,过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儿子赌掉几百块,现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树人,百元左右本钱,和寻乌劣绅何子贞及天主堂陈神父(梅县人)勾结。陈神父借给他四百元,此外还向土娼来凤子借了两百元,除药店外再开了一间洋货店。来凤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她跟了赖世璜[6]部下一个连长,去年回到寻乌,带来了三百块造孽钱。王普泰想方法巴结来凤子借了这笔钱。钱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许多礼物给来凤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树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黄裕兴、福春堂都是樟树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药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庆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黄裕兴、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参加反动组织的,反动派会议他必到场,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做什么官。杂货店的陈志成,水货店的宝华祥,火店的同来安,都是以商人干与政治。苏维埃势力进城,四家都被没收。
(0)黄烟
城里有两家制造黄烟的店子。一家叫黄裕丰,上杭人,在寻乌开店开了两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卖纸张杂货,赚了万多块钱,拿回上杭买了田,现在本城店里还有本钱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涌泉号,也是自己制黄烟,安远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开张。
黄裕丰请了两个工人,一个刨烟,一个打包。涌泉号请了一个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板的饭,这一点与杂货药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是工人平日无肉吃、无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则平日有吃,因此没有特别的打牙祭。吃饭也有些不同,先生经常地同老板共桌吃,工人则人少时和老板共桌,假如多了几个工人呢,老板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唤工人,唤做“师父”。
杂货店、水货店的黄烟,多是从这种制黄烟的店子里买去的。
裁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