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西子湖畔的某个角落。
一辆亮蓝色的运动感玛莎拉蒂,停在寥落的林间停车场。
开车的是冯义姬,而周天音则坐在副驾驶上,拿那个装匿名卡的新手机,给冯见雄打电话。
之所以出来,只是出于一个懂法人士的谨慎——用这张匿名卡打电话的时候,最好不要在自己家里,也不要在自己经常工作的地方。免得万一将来被有心人追踪到任何蛛丝马迹。
如果要跟中情局或者克格勃那样严谨的话,那台匿名手机甚至不能在自己家里开机,而要到了地方再开机。
所以,今天她才趁着冯义姬也有事儿出门的机会,自告奋勇陪着闺蜜一起,顺路半道找个地方停一下,玩一会儿,打个电话。
她的语气有些激动,又有些哆嗦。
“那个……小雄,余处长和其他几个真的被调查了,不过还没彻底控制起来。我听了你最后的交代,都没去主动跟他们解释,他们至今都还没跟我家人联系。”
她口中提到的“最后的交代”,也是前几天冯见雄跟她聊的时候提醒的。
本来,周天音自忖已经知道了全盘计划,所以反应有些过激——周六那天,她的母亲慕容萍就已经向经侦交代了不少问题,形成了翔实的交代材料。还让辩护律师检查并复制了当天的口供记录。
第二天,网上的视频被人发现之后,其实当时还并没有太火——网上出点猛料,也是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才能闹大的,这个过程很可能需要三五天。
而周天音本来已经做好了“如果余慧雯或者别的人发现慕容萍已经检举立功、闹上门的话”,那她就把“我母亲是知道你们已经要出事儿了,所以废物利用才交代,白捞一个立功”那番说辞搪塞过去。
就算对方不信,短时间内对自己有什么敌意的举动,周天音也打算扛下去了。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范建也好,余慧雯也好,没有任何人选择在第一时间找周天音算账。
这时,周天音才知道自己有点反应过激、“受迫害妄想”发作。
电话另一头的冯见雄,听着周天音陈述着这几天的来龙去脉,然后用淡定地语气安慰道:
“那不就结了,我跟你说过——你母亲对经侦交代的那些东西,经侦的人也不傻,为了不打草惊蛇、当然不会直接对外公布。所以,就算你母亲立功了,范局长余处长那些人也是不会马上知道她立功的。
在他们眼里,局子里出了窝案,罪魁祸首就是小网红爆料、就是范建手脚不干净乱丢东西、就是刘炎的N站胆大妄为对内容审核不严。
至于他们对你母亲的戒心和反感,至少要到将来你母亲的案子进入庭审阶段、辩护律师主张了她有‘重大立功表现’这个减刑情节时,他们才会注意到。
你到那个时候再放出风声、用我通过某个N站高管提前得知某些信息已经泄密,令堂只是为了‘废物利用’才抢跑立功。那仇恨值至少能带跑七八成,剩下那一点点怨念,以到时候他们自己也残余无几的能量,还能翻出什么浪来。”
冯见雄的话,听起来始终是那么智珠在握。
周天音絮絮叨叨事无巨细地交代,对面却一直都云淡风轻,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也正是到了这一刻,周天音才真正意识到:电话另一头的那个男人,布的每一局棋,并不都是需要用到的。
很多棋,得是敌人主动反应过激之后,才需要应急顶上去的。
如果敌人挨了打都没反应,那就更好了。
那些布在并不直接致命位置的棋子,可能一辈子都不需要动用。
这也是历史上(从一战到二战,不包括当代),英美军对情报工作那么重视、而德军对情报工作相对不重视的原因——
德军的总参谋部制度,比英美要事无巨细得多,备用方案数量多几十倍。所以每一个德军基层将领在带兵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做好了“敌人会选择各种应对措施”时的一切可能性应对准备了。
既然我已经想好“你打左勾拳怎么应对、右勾拳怎么应对、直拳、上勾拳、撩阴腿……统统分别应该怎么应对”,我干嘛还费劲来刺探你究竟会不会出左勾拳?(相对的,英军属于千方百计先刺探清楚对方是不是打左勾拳,如果是,那参谋人员就只重点花精力想好怎么应对左勾拳。这也是英美军前线军官应变能力较低的原因。)
让不那么必要的棋子,主动暴露,演技不就太差了么。
那不是究极老阴哔冯见雄的风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