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的孩子,又什么都不知道,他只会比我更不安。
可我已经没空去顾虑他的心情了。
原本应该是草长莺飞的四月天,却带走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
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病毒已找到,正式将其命名为SARA。
这时,南川已有两名护士一名医生殉职。
我身上的状况没有减弱,反而开始出现胸痛和腹泻的状况,高热不退。
和池迁上次发烧的症状完全不同,有时,我会感到胸口像堵了一块硬物,压在上头,令人难以呼吸。
事到如今,说是感冒都骗不了自己了。
我。。。是不是感染上了?
也许守夜时只是着了凉,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拜年时用别人的杯子喝到了不干净的茶水。
心里越想越慌,越慌越想。
想得头都快要破了,脑袋里两个自己打架,一个说不会那么衰吧?一个说天灾**说不准的,悲观和乐观在拔河拉锯,但我内心其实已向悲观的那一面倾斜。
夜深了,我终于做出了一个孤注一掷的决定。
我想我不能再这么留在家里,我不能让自己变成传播源。
更加不能让池迁因我而传染。
我偷偷起身去看池迁,他在屋里睡得正香。
掩上门,我套上衣服和拿上钱包,扶着墙走出去。
脚下虚浮,根本使不上力气,走下几阶楼梯已觉得十分困难。
浓浓的夜色披在我肩上,凉风吹得人头脑隐隐作痛,在被头痛折磨得失去理智之前,我还是赶紧场外求援吧,凭我一己之力想爬到南川医院简直比打着赤膊爬珠峰还不靠谱。
本想到路上拦车,谁知平日里扎堆出现的出租车、人力三轮的影子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很久很久之后终于驶过来一辆,看我一脸病态,吓得停都不停油门狠命一踩就绝尘而去。
我只好喘着气坐在马路牙子上给卫衡打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我直截了当地说:“我可能被感染了。
“。。。。。。”卫衡被我这句话震得一时没回答。
“我得去医院。”我接着说。
“你现在在哪?”他沉声问,平日里散漫的语调一下消失无踪。
“我家楼下。”我说,“我走不动了。”
“等我十分钟。”
他利落地挂断了电话。
我心里安稳了些,使劲敲了敲发昏的头,疼痛起了点作用,仿佛让我不争气的神智从一片烂泥里挣扎出来一点。
我接着按下一串号码。
虽然那么晚把父母从床上吵醒很愧疚,可我得把所有事情都交代好。
因为进了医院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出来,我记得以前每天都要量体温,还要填表,稍微有点症状都要隔离。
更别说我这样的。
人生就像一个又一个的分叉口,在和上辈子相同的分叉点上,这辈子的我选择了另一条路,因此人生也呈现出了另一种风貌。曾经自信满满地认为,如果当年我没有这样那样就好了,可选择了另一个答案的我突然发现,现实不是是非题,不是你不再选择A,选择B就会一帆风顺的。
人生是长河,但途中迎接你的是一个接一个的险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