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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六章 南北（第2页）

皇帝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三人为“蓝玉余党”，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皇帝说他是“胡惟庸党”，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

“皇上的意思其实很明白，”杨士奇道：“早在复查案子的时候，就说得清清楚楚，‘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方人入仕’，皇上没有让他们去看南榜取人是否公正，皇上最是知道北人在制艺上，和南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圣意是赶快增补北人上榜，矮子里面拔将军，拔也要拔出来几个，好平息北人的怨气。只是这十来个主审里，只有两人体悟到了皇上的心思，其他人却揪着考生的水平来看，说所录取之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皇上自然要发怒。”

这个案子早已不是简单的科考舞弊案，已经上升到了朝中南人北人的矛盾激化的高度了，因为刘三吾取南人五十一名，导致北方举子大哗，群情激奋的考生，将皇榜打得七零八落，随后又到礼部示威。街头巷尾贴满了指责主考官偏袒同乡，必有隐情的传单，把个南京城弄得一团糟。单如此也就算了，举子再闹也闹不出什么来，只是因为他们高呼地域歧视，勾起了朝中北人的不平之心，数十名给事中联名参奏刘三吾，而这群给事中，大都都是北方人。而诬告张信的御史，则是河南人——河南虽然地处中原，但是依旧被视为北方，重要的是，这一次录取榜中，也无一个河南人。

为什么两次审查，中榜的一律都是南人，因为经过唐朝的安史之乱，和南宋定都临安，几百年人才转移，北方经济文化已经远不如南方，何况北方经历辽、金、元几百年统治，对汉族已有了离心感，元亡之后很多人宁愿西迁北逃也不愿投靠大明，好不容易北方参加科考了，用科举制度收伏北方士子之心是当务之急。

再一个是因为南方的学校制度完善，府学、州学、县学都建立起来了，而北方仍有兵灾，自然没有普及教育，而国朝科考的实际制定者，其实是刘伯温和宋濂，这二人皆为南人，制定的考试规则自然更适于南人。所以以上种种，都是南北榜案的深层原因，若仅以文章的好坏录取士子，势必造成地区间极大的差异，一些落后地区的士子永无出头之日，会影响落后地区的发展及政局的稳定。作为皇帝，把握的是全局，考虑的是稳定，只有采取人为平衡的办法，才能平息北方知识分子的不平，安抚北方举子之心，这其实这是政治需要。

以上杨寓看得清楚，只不过口上只说：“皇上觉得，北方人厚重少文，都是老实秀才，南人聪明狡黠，尽都是不实之辈。”

说起来无非是地域歧视，这一点在宋朝的时候就闹得沸沸扬扬，宋太祖有一句名言“南人不得为相”，宋初历史，太祖太宗两朝，近四十年的时间里面，的确没有南人位列宰辅，可见不是空穴来风。直到宋仁宗的时候，他意识到人分南北的录取方式的确造成人才流失，于是就取消了南北差异化的政策，所以熙宁年间，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很多名臣名相，例如章敦、曾布、吕惠卿，包括三苏涌现出来。

历史上说欧阳修提携后辈很有名，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说这件事，因为欧阳修南人出身，主张唯才是举，所以提携了很多南人，当然这事打破了北人的如意算盘，招致了许多北人的攻讦，其中就包括司马光，司马光就主张按各路人口比例招生。到神宗年间，南人和北人的矛盾借由王安石变法来了一次总爆发，因为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分子差不多都是南人，北人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丧失了话语权，最终让司马光说出了那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地域歧视言论之一：“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

所以到现在，朝中依然有南人“狡险、轻易”的看法，甚至皇帝虽然出身濠州，却不以南人自居，正所谓“杀尽南蛮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是也，对江南豪强的手段也是十分酷烈，前后迁徙了数十万江南豪族填实京师，又借着科考案，罢黜南方举子，重新登记了富民籍册。

“听说今年以后的会试，南北方的学子要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试。”蒋铎道：“这是传言，但是看皇帝的意思，未尝不会定下来。”

杨士奇看了一眼愤愤不平的蒋铎，知道他心里所想。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方式选士，北人会抢夺走本应属于南人的名额，论才学，北人远不如南人，但是因为政策的原因，却能捞到这样的好处。他笑了一下：“徵麟，你可知道为何自从洪武五年的壬子科之后，直到洪武十八年才开了乙丑科？这当中十三年的时间，为何不开科取士呢？”

见蒋铎摇头，杨士奇便道：“皇上曾说过，‘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亦若可用，及试之，不能措诸行事。朕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

从古至今的考试，都有一个问题，会出现一大批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人。东南教育文化发达、社会安稳，给了一批不谙世事、埋头科考的读书人土壤，这些“学霸”、“考霸”即使考中了进士，一旦要踏入官场，涉及实操，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皇帝觉得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文采可观，但是在实务上，简直是狗屁不通，中看不中用，一怒之下就让科举暂停了十三年。

北方人不擅长考试，但并不意味着北方人不擅长从政。杨士奇虽然出身江西，隶属南方，但是想法却和皇帝一样：“你我虽俱生南方，然而我游学多地，只见南人性饰浮华，虽精于理儒，却流于空谈，有才华，多轻浮也。以我来看，长大之器，俱出北方。如果科举是为个给国家选拔治国理政的人才，那么选拔实务人才的需要大于考试成绩的需要，有才之人，不一定能有才于官也。”

蒋铎便上下眼打量他，笑道：“可有点酸了！士奇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怎地？”

杨士奇也笑了，似乎并不否认。他已知道自己是断不能参加科举了，万幸国朝一切草创，并不如宋朝时候那般重视科举正途，皇帝似乎更是喜欢学校和荐举人才。他既然断了科举之路，只能另辟蹊径。

此时选举之法，大略有四种——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

学校就是国子监，此时监生是非常吃香的人才，一毕业就有官做，而且国子监的生员广泛，有多重途径进入国子监读书，比如说洪武十七年年定：府、州、县学每年分别推荐一名优秀学生到国子监读书，被推荐的学生叫贡生，贡生进入国子监后叫监生，这一类的监生叫贡监。即算是贡监，杨士奇也没有资格，因为要县里审核，他如何能通得过县里的审核呢？

这一条途径封死了，且看下一条，科目。科目就是科举，这个查得更严格了，杨士奇也没有办法参加。于是就剩下荐举和铨选之路。

铨选是什么，是针对已经做官的人的考察和考满，能通过的自然升迁有望，不通过的降职为民。京官六年一察，即为京察；外官三年一察，称为外察。这里面有一个补充，称为保举，是负责考察的人对考察成绩优异的人的推荐，有权保举他们胜任更高的职位。但是，保举之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和吏部用人权限发生冲突，所以这个保举，并不能成大气候。

杨士奇刚开始做的那个县衙训导，若是能蒙州府的学正考察通过，便能走铨选的道路，升任县教谕或者州训导，这也是杨士奇给自己选择的升迁之途。只是后来，丢了学印，一切就都休矣。

那只剩最后一条了，荐举。

荐举就是推荐人才来职官，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皇帝多次下诏求贤，而诏书中“贤才”的标准也非常低——“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就像郭传此人，原是会稽寺庙里的一个和尚，因为被宋濂荐举，居然升任湖广布政司参政。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皇帝甚至罢了十三年科考，但凭举荐来选士。每年被推举做官的多的时候有三千七百人，少的时候也有两千人。由平民骤登高位者，都有四五十人，何况一步步升上来的人。

所以皇帝在选用人才上，只看重德行才学，不计出身，不论何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便能量才任用。看样子这一条道路并不难走，然而这其中有两样事情，是必须要有的。

第一样便是货真价实的才学或者品行。

这东西是基础啊，你若没有这两样东西中的一样，便就是个普通人了，哪里行高于众，哪里能叫人看见你的不一般呢？至于后一者，品行德行，其实是需要做出来的，最大的无非“孝”，你若是个大孝子，邻里尽职，县官查访人才，自然会将你的名字通报上去。只是杨士奇父母双亡，哪里去做的这样的名声出来呢？

这就和东汉时候的举孝廉一样了，在没有科举的情形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主要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的人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声誉，那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孝行。

杨士奇既然不能凸显品行，便要从才学上入手，这便是他发奋读书，尤其是经史书籍的原因，毕竟在这个连看仓库的小官都要通过举荐来任职的时候，举荐这条路，其实并不难走。

只要你满足第二个要求，认识一个手中有举荐之权的人。

这样的人不是没有，想他二十岁在章贡琴江书院教书时，与当地县令邵子镜友谊甚笃。如果蒙他举荐，也能入仕，只是邵子镜已然过世。

这不代表他没有其他认识的官员了。杨士奇在寓居汉阳的时候，与汉阳知县王叔英相识，王叔英对他颇为称叹，认为他是“佐才也”。杨士奇已经下定决心，今年秋分之后，便要去汉阳教书，就是为了得到这个人的举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