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于可远头一次尝到被一个通政使司官员盘问的滋味,说实话,他一点都不喜欢。这一切都发生在翰林院的大堂,这间明明很光亮宽敞的大堂,现在却显得晦暗又狭小。这群人虽然都站在各自的大案前,或者坐着,但大多数人的目光并不望向翰林学士杨百芳,而是望向他自己,仿佛他把手伸进别人饭盒被当场抓住时的感觉。这都是赵贞吉搞的鬼!大案的一边坐着大约九个官员,中间便是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忠。于可远看到他时就有些苦恼,来的为何不是右都御史胡文远呢?那事情是不是就简单许多?马文忠左边的是通政使司和翰林院的几位大人,右边是国子监和另外几位御史。稍下面一些是一个书办,负责会议记录。还有一些座位是给前来旁听的公公坐的。每个官员获准有下属陪同。因而于可远便让钱景陪在自己身旁,当然坐在他身后面一点,还加上张余德所谓的精神援助,嗯,没有用的口头话罢了。马文忠要求各部衙做开场陈述。第一个就是翰林院,而杨百芳进行了简单的陈述后,就将矛头指向自己,很明显这些人都串通一气了。于可远的作业做得相当不错,他将钱景在密轴里讲述的内容全都复述了一遍:诸如翰林院以高效率的标准运转,并确确实实在支持和服务其他部衙的文书工作。接着马文忠又问到詹士府的一些差使。他照例按照钱景所写的回答,很尽心,很称职。通政使司的那位左通政刘茂开始发问了。他轻轻咳嗽两声,似乎在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其实他的身份已经足够引起旁人的注意力——为数不多的赵贞吉的支持者,这多有趣!然后他问于可远,是否认识张邕。听过,但没见过。话当然不能这么说。“不曾听闻。”
于可远这样说了。若比官职,这个左通政品级还没有自己高呢,但到底实权更大,所以二人便以平级论了。他继续向于可远说,张邕是詹士府的一名小官。于可远告诉他,詹士府有五百多名官员,不可能指望自己全认识。这时刘茂声调拔高了,其实是大声压过了于可远,并且说这个人是被其他官员弹劾,然后罢黜了,后来回到老家还写了几首诗。嗯,怀才不遇随便写点诗词,这不是很正常吗?刘茂冲着于可远挥着一叠纸。“这是那几首诗词,每首都触目惊心!”
他说道,同时扫了一眼公公的位置,“这个张邕在诗词中对朝廷,尤其是对你们詹士府挥霍朝廷公款的情况提出了触目惊心的指控!”
于可远有些不知所措。他不知道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詹士府并非只有他一个官员,但今天到场的只有他自己,谁让他身兼数职呢?他转向钱景,“你知道这回事吗?”
钱景说:“属下并不知道张邕作诗这回事。”
然后他小声念叨着,“真是意外,真是意外之祸啊!”
这还真是让他充满信心。于可远继续问钱景,这个人是谁。“他就是个捣乱的,大人。”
钱景说。意思是,这个人不明事理,这几乎是最大限度的辱骂了。于可远显然比钱景要不了解这个张邕,他问诗里都写了什么。“属下不知。”
于可远渐渐冷静下来。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拖延。”
钱景也忽然提到这个主张,真是大有帮助。他总要说点什么。“拖延?”
他轻轻在心底念叨着,这话的意思就是避免回答。但他依旧有些恼火,努力忍住火气,但并不完全奏效。这就像是被送进了暴风骤雨里,连把雨伞都不给,亏他是自己信赖的下属!这时刘茂在叫他了。这样正好,否则的话,恐怕这个钱景就没法活着讲这件事了,开玩笑地说。“你和你的属下商量够了吗?于大人。”
刘茂问。“十二分够了。”
于可远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刘茂朝着马文忠点了点头,然后笑着说:“让我给你读一读他这首诗里面揭发的令人发指的事实。”
然后刘茂就念出了下面这句话,当然是翻译过的:“嘉靖三十六年四月,詹士府遗弃一座废弃仓库,仅用于堆砌物品,冬季却仍旧日夜以炭火供暖,每日维护费用八十两。嘉靖三十七年八月,詹士府送往裕王府的日常所需,名单记录价值二十万两,实际送达不足三万两,同日送往景王府日常所需,名单记录价值二十万两,实际送达超过五十万两。对此,于大人有什么话要说的?”
自然,对此于可远绝对无话可说。他指出,如果不做出事先了解,他是不可能回答这种具体问题的。这是为官的严谨性,谁知道这个张邕是在撒谎还是喝醉了酒?刘茂不得不认可这个理由,但他声称自己质疑的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于大人,我问的是,面对这样骇人听闻的浪费和篡改,你还能提出什么理由来解释?”
于可远沉默着。这时马文忠似乎认为他应该回答。于是于可远尝试回答了一番,“或许有些东西,在低温下不能保存,所以詹士府才会日夜以炭火保温。这应该取决于里面储存着什么。”
于可远的话正中刘茂的下怀。“一些铜线。”
他立即说,然后笑了。满堂的官员也都在笑。“所以……”于可远又琢磨是不是有别的理由,“铜线在潮湿环境下,会被腐蚀,难道不是吗?”
“都是上锈的,无法继续使用的铜线!”
他说,继续等着。“原来是已经上锈的,”于可远点点头,“是这样啊,”他们似乎还想让自己说点什么,“多谢刘大人告知,我会调查此事的。”
他主动提出。除此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寄希望于事情到此为止了。但是没有,其实这只是刚刚开始。“张邕还在诗词中写到,说你们詹士府集中购买日常所需的笔墨纸砚等物,然后按照个人的申请分发下来。”
“这在我看来,是很合理的。”
于可远谨慎地回答,并察觉到这是个陷阱,“毕竟大批量购买能够节约一些成本。”
果然是个陷阱。“但张邕却说,”刘茂继续说,声调越发冷厉,“这一过程却比一些官员自己去大街上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贵十倍有余!”
他原本想说,可以用详细的数字来证明这些事情,但想想还是放弃了。看得出来,这位刘茂刘大人,乃至马文忠大人,若非掌握着某种确凿的证据,不会如此断言。而且以他在詹士府,不仅仅是詹士府,包括翰林院和国子监的亲身体验证明,张邕不管怎么说都是绝对正确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他告诉刘茂,发现这些消息很重要,他会乐于劝导詹士府的同僚们改变这种现状,只要证明有这个必要性。“詹士府并非一个僵化的部衙。”
于可远补充说。这句话被证实是战术的错误,却是战略上的正确。“哦?是吗?”
他尖锐地质疑,“这个张邕说,他在詹士府时就提出过这个情况并希望上头改变。但是被拒绝了,理由是官员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规则。这不是僵化的处事办法吗?”
他这是退而求其次,伸出脸来让对方打。其实他完全可以将事情推卸在过去的官员身上,但这不免会给自己扣上一层不厚道的帽子,官场要和光同尘,你什么责任都不愿意担,什么事情都要逃避,你的官僚怎么信任你,你的下属你的上司如何与你办事呢?这是信誉问题,并不仅仅是詹士府这个部衙的内部问题。所以于可远装作毫无招架之力,请求主动调查此事。“调查?”
刘茂轻蔑地冲他笑。“调查,是的。”
他针锋相对地回道。“本官记得,就在不久前你还在裕王府信誓旦旦地说,你们翰林院在与铺张浪费进行无情的斗争,甚至可以成为其他部衙效仿的对象,一番下来,官员数量大幅度缩减,是否有这回事?”
于可远点点头。他使出了杀手锏。“你怎么把这些话,跟你们翰林院刚刚招收二十位修撰这件事相提并论呢?”
于可远无言以对。刘茂继续问,语气挖苦至极,是不是要提议重新调查此事。这时于可远决定反击了,“刘大人,这个问题,我想都察院的马大人更能回答您?毕竟,马大人经常和吏部打交道,户部难道不是回答这些问题更恰当的人选吗?”
马文忠不得不做出回应,并请堂下的公公作证,说一定会将此事传达到吏部那里。那叠倒霉的诗词就从公公手中取走,送到了吏部。很快。吏部左侍郎寻到了于可远,这位也是高拱的亲信。让于可远有些错愕的是,他竟然攻击自己,“大人,”他说,“您把我置于一个非常为难的境地。”
于可远有些懊恼。本来就是他们吏部实在没有地方安置这些官员,不得不送到翰林院这种没人愿意来的地方,这是他承自己的人情。“大人又把我置于什么境地?朝廷上下,现在左一个节约,右一个节俭,而我却看上去好像是在浪费所有其他人省下来的所有的钱!”
这位左侍郎以为于可远发疯了,便解释道:“大人,没有任何别的人省下来过任何钱!这不是心知肚明吗?您到这会儿应该明白这一点。”
于可远明白,他也明白,而且他明白于可远明白这一点,包括各部衙的官员们都明白,但所有官员都装作不明白,而百姓们是真不明白。“他们看上去好像是节省了什么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