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
已经越来越想演说政治家的陈敬云不失时机的在码头临时发表了一段演讲,所用的话语和口号比以往的更激进,更能鼓动人心,着重宣扬了民族主义优越论和优秀民族的生存权,换句话说就是华夏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而一个最优秀的民族自然应该拥有相匹配的生存权,而不是现在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状态。而要取得生存权的首先条件那就是华夏复兴,而华夏复兴的前提那就是国社党统一中国,而国社党统一中国的前提那就是由陈敬云所带领。
除开那些毫无意义的废话外,再刨除掉所谓的民族主义和华夏复兴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陈敬云乃是整个国社党宣扬的诸多言论中核心或者根本目标那就一个:那就是你们是应该被我陈敬云所领导的,并且为此你们还得感恩戴德。
至于那些什么平均地权,列强压迫,救民救国,华夏复兴,乃至国社党的大杀器民族主义优越论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为这个核心目标服务。任何党派、教派等乱七八糟的政治或宗教组织其实都差不多一个模式:服务于一个或数个人,拉拢少数人,欺压多数人。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组织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以跳出这个框架的。
只要人类还存在社会体系,不管是古代的奴隶制度还是封建君主制又或者现代的数党轮换制或者是一党**,基本那么就脱离不了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这两个基本构架,至于那个传说中的**,除非人类的人性全部被泯灭成为机器人一样的无思想纯碳水化合物生物,但是只要人性还在,人类还是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有着私心,有着**,那么直到人类灭亡的那一天都实现不了**这个伟大而虚幻的目标。
纵观人类的历史就是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战争史啊!而现在的国民军在闽浙两省中扮演的就是统治阶层。
面对着场下充满着欢呼的人群,陈敬云也是因为人群中的欢呼而让自己陷入了心情澎湃的地步,以至于让他的演讲更富有激情,再配合上他的手势,把一顿一杨的声音透过全场,成功的控制了全场的气氛。
“只要我们国社党员们不怕牺牲、不怕艰苦带领人民迈着坚决的步伐前进,不管是谁都无法阻挡我们华夏民族复兴的步伐!”
“谁都不行!”陈敬云再一次重复着这句话:“任何人都不行!”
着场中身边人都在欢呼着,林文英着台上正在激情高昂演讲的陈敬云心中感觉很复杂,他也是听过孙先生筹款演讲的,但是孙先生的筹款演讲更多的是用真诚打动人心,述说国家民族的苦难。可是眼前的这个陈敬云,却是用着煽动人心的语句编织了一个梦,一个任何爱国青年都无法忽视的梦,也让诸多中国年轻学子们夜不能寐的梦:华夏复兴。
加上民族主义优越论和生存权这些东西,让年轻人们的心情根本就平复不下来,而国社党所提出的具体党章中还主张耕者有其田,确定工商立国,并且这和国民党以及国内其他党派口中干说不练不同,国社党却是真的给干了,福州和杭州以及上海经济开发区的成立极大的带动了这三个方向的工商发展,更别说其他一系列扶持工商的政策更是把闽浙两省内的工商阶层全部给拉拢了。而且前段时间闹的乱哄哄的《公租土地法令》开始在延平等几个少数几个府县试行,虽然和当初推行税制改革一样以及大烟专营一样导致不少人死伤,但是国民军却是赢得了众多少地或无地的底层农民的用户。
根据国社党讨论多次后,比较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土地改革制度后,提出了这个‘公租土地’这个词汇。
土地改革这个事是人类历史的大问题,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彻底解决过这个问题,现代社会中之所以土地问题不严重,那是因为农作物的产量大大提高,同时工商业代替了农业成为国家和民众的主要收入来源。比如说家庭承包制后的中国,其实是也没有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虽然说因为所有权是国有从而限制了土地交易,但是还有个词汇呢,那就经营权,这经营权也是可以出让的哦,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贫瘠农村当中,很多外出打工多的家庭已经是放弃了耕种原分配给他们的土地,那么他们的土地那里去了呢,被其他农民接手种去了,而当时还有农业税,所以种着别人土地的那些农民依旧要付出地租,这个过程或许有些名词上的偏差,但是这个模式完全就是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
其实中国的老祖宗几百上千年前就玩过出让经营权这一手了,不过依旧没能解决土地问题。
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的土地制度和几百年前没根本性的区别。之所以没问题出现,那是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农作物的产量大大提高,吃饭问题不在紧张。另外工商的极大发展,使得从事工商业方面的收入足够让养活他们,乃至比在家里种田收入更高。
所以要解决土地问题很简单,一个是发展科技提高农作物产量,只要中国整体上获取的粮食能够养活全体中国人,那么中国就没有土地问题。第二个就是发展工商,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让无地农民能够从事其他的工作并能获得足够的生活物资。至于那些什么土地制度不是问题,私有制、公有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都影响不大,英国、美国这种私有制的国家活的好好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中国也没人饿死。
为什么改革开放前乃至那么多人吃不饱呢,因为早年只做了第一点,那些人脑袋都被什么阶级、主义之类的弄晕了头而没有开办万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邓老就做了第二点,改革开放的成功让处于人口爆炸时代的全体国人吃饱饭,这就是邓老的最大成就,这份功绩中国自古以来无人能出其左右。古代的那些皇帝之类的不提了,毛将之流和古代帝皇也没区别,除了勾心斗角和打仗外就没见他们干别的了。折腾了自己一辈子浪费中国半个世纪的时间,也没能让国人吃饱饭,老一辈常提,孩提及青年时代饿食番薯、冬着木屐。雨天稚时,每闻肉香即可流口水三尺,哪想新世纪后厌食闻肉即吐。所以从普通小民的角度而言:邓老和蒋二世这种人才算是办实事的人,能够让人们生活的平平稳稳才是实在的,其他的什么国家民族之流都是虚无缥缈的废话,人们吃不饱肚子,就算统一了地球又能怎样?除了让你治下饿肚子的人民从几个亿变成几十个亿人还有别的吗?
基于国民军的支持者和现有的国情,把那些地主全部突突掉然后把这些土地分给那些无地农民是不现实的,现代文明社会里头,人多少自持是种高贵生物,施行阶层灭绝政策和种族大屠杀也没什么区别了,这要是施行下来的话,国民军自己内部就得闹翻了,虽然说国民军的主持者主要集中在工商阶层和普通农民上,实际上很多工商也是出身地主,甚至本身还是地主,这样贸然的用那些阶级斗争的方式很容易把陈敬云自己也给断送了。这种激进政策,那么只能用老法子限定地租的最高额了。
土地法令的最核心的也就是这个:地租额度不得超过年产农作物的四成,而农作物的年产额由政府派出的专员额定。当然了这个限额肯定是很多地主所不能接受的,可能会瞒上欺下,比如虚报农作物产量,或者私下和农民签订更高额度的租约。
为此,土地法令制定了第二条:任何有多余田地用于出租的个人出租必须也只能租给政府。任何私自出租或者承租土地的行为都将遭到毫不犹豫的**消灭。由于是政府和地主方面签订承租契约,面对政府的时候,地主也就成了弱势一方,变相抬高地租就不可能了。
然后再由农民向政府原价承租土地,也就是说地主和无地农民不产生直接接触,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确定限租令的实施。
本来土地法令还有其他几项,不过现在实行的时机还不成熟,比如土地购买令,政府向地租购买土地,分多年付款,同时把土地卖给无地农民,同样分多年付款。又比如政府向地主承租又向农民转租的土地,耕种田地的农民满一定年限后,可以向政府提出购买申请,而地主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如此一来,地主所拥有的田地就会大规模的分散下去,而地主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益也会由政府进行引导,投入到工商界当中。只是这些政策也算比较激进的,现在国民军也不想让内部太过于动乱,所以只是先拿福建的几个地区进行了试水,以后成果再大规模推广之类的。
当中虽然免不了官员**和地主相互勾结的情况,但是国社党已经向下面的乡镇派出工作组,宣传实施国社党的政策,同时也为了让政府的触角更深入到农村社会,在镇一级之下再设立乡、村这两级行政机构,试图打破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宗族、士绅统治广大农村的结构。
而国社党的这项土地法令却是引得了众多底层农民的支持,延平等少数几个地区甚至涌现了农村子弟踊跃报名参军的迹象,除了国民军的高额军饷和前途外,和土地法令是分不开。
陈敬云用华夏复兴的梦住了众多的热血爱国青年,用大兴工商拉拢了士绅工商,用土地法令拉拢了众多的农民阶层。这个人的崛起也就不难理解了,可是他林文英不甘心。
同样是革命者,当初福州起义时他林文英的豪迈也丝毫不让于陈敬云,可是这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陈敬云却已经成为了足以影响中国局势的政治巨头,带领着国民军和国社党奠定了争夺九鼎的基础。可他林文英呢,虽然之处就当上了福建军政府军务部总长,可是这一年来一事无成。
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带领中国崛起?这种类似的问题很多人都自问过,载沣雄心壮志开办新政在辛亥后被赶下台也是这么想的,袁世凯被气的吐血郁郁而终最后也是这么想的?随后军阀混战里陆续登场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都是差不多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后来的光头叫嚷着反攻大陆时也是怎么问过自己:“为什么不是我!”
他们都不甘心,林文英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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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是个大问题,本来没打算现在写的,但是写着收不住笔就写了几百字出来,现在只是略谈一二,后续章节会专门谈论这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