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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31]

我们从上面这段文字和建议中能够看到些什么呢？第一，共产国际未必完全赞成发动这样的事变，但它并没有否定这次事变，相反，它赞成通过这次事变来达到某些积极的政治目的。第二，共产国际赞成张学良八项政治主张的基本内容，即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保障人民权利，联红联俄（尽管不要公开提出联俄口号）共同抗日。让我们实事求是地、并且是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这样一封国际的来电，对这时倍受外界讨伐之声困扰的张学良，究竟是一种宽慰呢，还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呢？张学良感觉自己的政治诉求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基本肯定呢，还是根本被误解、被否定了呢？结论大概是不言而喻的。

事情的发展至此只有一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事变开始时自己那些多少有些情绪化的关于公审或除掉蒋介石的要求，重新准备在承认南京正统的基础上解决事变了。除此之外，一切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双方甚至进一步具体商定了如何组织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一公开的&ldo;三位一体&rdo;的政权形式的问题。[32]这也就是说，在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中央的关系不是变得不信任了，而是更加密切、更加巩固了。张、杨&ldo;闻红军东来均甚高兴&rdo;，并催红军快来，希望尽快公布西北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张学良并且明确告诉周恩来，现在西安城内，存有大量现金和钞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如果南京方面坚持不妥协，坚持几个月绝无问题。

3、张学良达到他的目的了吗？

西安事变要想成功，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战争，一是和谈。截止到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张、杨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的20日为止，实际上西安与南京都在准备依靠战争解决问题，它们之间的战火早已经点燃，只要中央军再继续进攻和轰炸，随着红军应邀东来咸阳，一场大规模内战将不可避免。但无论张学良，还是中共中央，都很清楚，战而胜之的可能性在短时期内非常之小，因此，和应该是最佳的选择。问题是，既然已经破釜沉舟，张学良已经再三宣布过他的决心，非蒋认输，不能解决问题，而蒋依其性格与威望，又必不肯轻易妥协，僵持下去，难免弄成鱼死网破的局面。恰在这时，南京政府前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的到来，戏剧性地改变了这种危险的局面。

宋子文在对日问题上是有名的强硬派，并且因反对蒋介石为剿共军事大举国债，而被迫弃官。[33]辞职之后，宋子文仍积极推动过南京方面与中共的秘密接触，同情过两广事变，甚至背地里明确表示赞成共产党提出的国防政府主张，并暗中支持深受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主持的救国会。因此，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共产党，都对宋颇抱好感，认为：&ldo;宋子文表现是非常好的&rdo;，在南京政府领导人当中，可以说是&ldo;最好的&rdo;。毛泽东得知宋到来后，也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要他立即见宋，商谈和平解决的条件。而宋一到西安，也私下表示同情&ldo;义举&rdo;，认为目前各方响应虽不可能，但只要&ldo;推延内战，坚持日久，必有变化&rdo;。与此同时，宋子文与蒋密谈后，亦显示蒋的态度出现松动。蒋表示：&ldo;张、杨主张交蒋提三中全会，东北军可援绥，陕西交杨。&rdo;[34]宋来西安不过一整天时间，其三面逢源，备受欢迎的情况，已十分明显。尽管宋这时的态度和谈话，可能包含策略手段在内，但以宋前此与蒋介石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严重矛盾而论，说宋子文这时会如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所记述的一样，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坚决抵制张学良等向其兜售政治主张，[35]无论如何不合逻辑。事实表明，宋子文的到来，明显地为蒋提供了一个转环的条件，紧接着宋美龄的到来，则更进一步促使蒋沿着&ldo;先设法脱离此境，再言其他&rdo;的思路考虑对策。[36]这样一来，张学良和蒋介石谈判的大门就渐渐地打开了。

一方面是宋子文以及宋美龄推动蒋放弃强硬立场，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提到中共中央态度的改变。

关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后曾经一度强烈希望公审乃至除掉蒋介石的态度，经张培森等在《党的文献》和《人民日报》详细披露中共中央事变后第二天的会议记录，和最初一段时间的报刊宣传之后，已经不再是一个&ldo;秘密&rdo;了。[37]其实，一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终在坚持&ldo;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rdo;的口号。[38]直到18日，我们才得以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里，看到可以保蒋安全的许诺，但其前提是国民党必须立刻实行下列处置：（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

（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

（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