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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1页）

而王安石信任重用者，许多都是奸臣小人。如邓绾为人鲜廉寡耻，趋附新党就为升官发财，其乡人笑骂他，他却声称：&ldo;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rdo;官员王岩叟曾列举其变法派集团中的小人：曾布&ldo;强悍而险刻&rdo;，邓绾&ldo;善柔而阴谗&rdo;，薛向&ldo;剥下附上&rdo;，韩绛&ldo;苛佞&rdo;，李定&ldo;藏奸包慝&rdo;，蔡确&ldo;狂诞轻狡&rdo;，章悖&ldo;阿谀辩巧&rdo;，程昉（宦官）&ldo;暴横凶忍，荼毒一方&rdo;，吕惠卿&ldo;奸邪之才，又冠其党&rdo;。还有练亨甫、吕嘉问等，不一而足。安石引荐这些人担任要职，支持其有关活动，乃至主持变法的重要方面。以致许多人都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主要就是&ldo;排斥君子，任用小人，败坏政纲&rdo;的结果。以后大奸臣蔡京（其弟弟蔡卞还是王安石的女婿）一伙，从总的政治倾向上看，仍属于变法派，其继承着王安石变法的敛财路线，直到北宋亡国。

如何解释上述现象呢？如果说王安石是&ldo;君子&rdo;，那为什么要与这么多&ldo;小人&rdo;为伍？如果说其变法是一件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好事，那为什么主要是依靠一些&ldo;奸臣小人&rdo;在操作呢？总之，王安石是&ldo;君子&rdo;还是&ldo;小人&rdo;，你能分辨吗？

《辨奸论》是谁写的在宋代攻击王安石个人品行方面的文论，影响最大的，就数苏洵的这篇《辨奸论》。然而到清代，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是时人伪作，信者不少。到&ldo;文革&rdo;尊法批儒运动中，王安石变为法家，该文的&ldo;伪作&rdo;观点便成定论。&ldo;文革&rdo;结束，这一问题才又被提起重新讨论，真、伪二派观点针锋相对。你想参与评判吗？

宋仁宗嘉祐后期，王安石由三司度支判官迁知制诰，其在官场上的声誉日隆。当时只任秘书省试校书郎的苏洵，却在极为冲动愤慨的情绪下写就《辨奸论》，文章为士大夫不能&ldo;辨奸&rdo;而发。而其所说之&ldo;大奸&rdo;，就指王安石。全文围绕着&ldo;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rdo;展开讨论，先提出晋、唐时两位奸人：王衍、卢杞，作为开场白，希望人们冷静地观察，然后能见微而知着，终不使坏人逞奸，以维护社会之正道。

让我们来读一段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它不点名地影射王安石：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伯）夷、（叔）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未形之恶，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当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之患，必然无疑者。

苏洵在其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指责王安石为人表里不一，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自比颜孟复出，实际上&ldo;阴贼险狠与人异趣&rdo;。二是认为王安石做人不近人情，面垢不洗，衣垢不浣，&ldo;囚首丧面而谈诗书&rdo;，而&ldo;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rdo;。三是指出王安石恶未形而名盖世，这样治君贤相会&ldo;举而用之&rdo;，从而必为天下之患害。文章最后表示，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其言不中，人们仅仅以为他的话说过了头；其言不幸而中，他虽然&ldo;获知言之名&rdo;，&ldo;天下将被其祸&rdo;。

文章问世后，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苏轼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录》等书，包括苏洵的《嘉祐集》，都载其全文或摘录。此外，方勺的《泊宅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叶梦得的《石林避暑录话》等，也均记载有苏洵写此文的有关情况，颇为可信，没人怀疑。

然而到了清代，李绂的《穆堂初稿&iddot;书（辨奸论）后》提出质疑，认为张方平的《墓表》与苏轼的《谢书》，包括《邵氏闻见录》中的这篇文章，都是邵伯温为攻击王安石变法而创作的&ldo;赝品&rdo;。他以这样的逻辑进行论证：马贵与《经籍考》列苏洵《嘉祐集》为十五卷，而世传所刻多至二十卷，书名也不同，有的又增附录二卷，意必有他人赝作阑人其中。近访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案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确为十五卷，其中独无所谓《辨奸论》之文，可证此文为邵伯温伪作。

有学者指出，上述论证是不可信的。欧阳修《苏允明墓志铭》就说：苏洵&ldo;有《文集》二十卷。&rdo;曾巩《苏允明哀词》也说：&ldo;明允所为《文集》有二十卷行于世。&rdo;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还是说：&ldo;所著《文集》二十卷&rdo;。可见苏洵最早的文集就已为二十集，后来有人编的十五卷本，定有不少遗漏。其实，除十五卷本以外各种版本，包括南宋绍兴年间刊刻的十六卷本等，都收有《辨奸论》。

李绂还以为，《辨奸论》一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该书编于绍兴二年。到绍兴十七年，婺州州学教授沈斐编苏洵文集，才载有张方平的《墓表》和苏轼的《谢书》。由此认定&ldo;三文皆赝作&rdo;，&ldo;疑《墓表》与《辨奸》皆邵氏于事后补作也&rdo;。尤其是《墓表》中有如此表述：&ldo;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rdo;李绂驳论道。荆公命相制辞在熙宁二年（1069），而苏洵卒于治平三年（1066），&ldo;皆非其所及闻也&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