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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最后，为引导步兵通过这一复杂的道路网，我们设立了渡河指挥部。它拥有五百名军官，一千名士兵，五百部无线电台，二百部野战电话机，和预先敷设的长达五百英里的野战电话线路。我兼任渡河指挥部的总指挥，各军团和师的参谋长分别控制各口地段上的渡河指挥人员。在前往和离开运河的途中，每个士兵和每部车辆都要通过渡河指挥部人员设立的检查站。只有渡河指挥部有权在情况需要时改变时间、路线、乃至渡河点。

当然，对于渡河指挥部说来，最大的未知数是敌军的干扰。不过，我们规定的时间都留有很大的余地。为整个作战行动规定的时间，是昼间训练时完成这些行动所费时间的两倍，和夜间所费时间的一倍半。

未爆炸的炸弹可能成为耽误时间的一大原因。多年来，我们的制式动作一向是撤离哑弹周围的地区整整二十四小时，然后再设法排除。我认为这是愚蠢的办法。这种做法使哑弹比大多数爆炸了的炸弹更加具有破坏性。此外，如果敌人知道了这种情况，他们肯定会在投下的每组炸弹中掺进定时炸弹。他们可以满有把握地知道：如果目标被破坏，我们不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开始修复；如果目标未被破坏，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也不能活动如常。

我下达了新的命令：一、哑弹必须立即排除。万一是定时炸弹，我们的士兵也必须冒一下风险。二、如果哑弹靠近道路或桥梁，交通不得中断。根据己知的以色列炸弹的爆炸威力和我们为车队中的车辆规定的间隔，我们可以估计到，如果一枚炸弹在拆卸引信时爆炸，我们会损失五至二十人。另一方面，如果一座桥梁被堵塞一小时，我们的前线部队就会失去一百辆坦克或二百辆卡车的其他重型装备，其后果之严重，谁也无法预测。对于跑道上的炸弹，我也作了同样的规定。飞机起飞和降落时不要去管这些炸弹。我对这样拿生命去冒险感到遗憾。但是，以少数人的生命去冒险，胜似拿整个战斗的命运去冒险。打仗不是游山玩水。

另外两个可能使我们的行动推迟的重大障碍也被我克服了。直到一九七二年初为止，我们一直认为渡河行动只能在夜间实施。拂晓前，我们将桥梁拆除，隐蔽起来，天黑后再重新组装。这是害怕敌方空中优势的又一个例子。我认为这种做法未免过于小心翼翼了。我估计，使用烟幕和假桥，可以降低敌方空袭的效率，而在每个渡河点上配备密集的防空武器则有可能给敌方飞行员造成重大损失。光这一点还不足以促使我定下决心。但是，当我研究渡河行动的细节时，我发现，只在夜间渡河的计划显然行不通。

夜间，我们约有八、九个小时可以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在天黑后立即开始行动，沙垒上的通路可在h+5至h+7小时打通，这样，门桥在头一夜只能使用三个小时。打开通路后，桥梁需要两个小时才能组装完毕，拆卸还需要两个小时。我们不可能先利用夜暗的掩护完成这些任务，又留下足够的时间在渡河时使用桥梁。如果头一夜不能使用桥梁，门桥只能运送数量有限的重装备。在尔后的夜间，仍然只有四个小时可利用桥梁渡河。每师利用一座桥梁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渡河，效果很差。部队不可能迅速集结到东岸。我废除了此项计划。从一九七二年年中起，虽然仍旧设想在夜间发起最初的突击，但是我们计划在次日保持桥梁畅通。

我的另一项重大决定是规定每个渡河地段架设两座重型桥梁。直到一九七一年年底，亦即在&ldo;四十一号行动&rdo;计划依然生效和&ldo;高尖塔&rdo;计划刚刚着手制订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只计划为每个师架设一座桥梁。但是，由于我们对敌军组织大规模反击的时间所作的估计不断缩短，我必然要设法加快我军在东岸集结的速度。我发现，如果只有一座桥梁，而且这座桥梁还可能受到敌军行动的干扰或破坏，那么，即使到h+12小时，我们也不可能将足够数量的坦克或机动反坦克武器运过河去。而到那时，敌军大部队可能已经投入战斗四至六小时了。我们不能指望突击部队能在超过上述限度的时间内顶住敌军的进攻。于是，我将桥梁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当然，这就使工兵的作业量增加了一倍，并使我们的物质力量紧张到了极点。我们手头只有十二座桥梁，其中十座要在头一天架设，架成之后又很容易遭到空袭破坏。不过，这是经过仔细权衡的风险。我确信，我们的增兵速度越快，取胜的可能性就越大。

动员

如前所述，我们的步兵必须跨过运河，才能与敌交战。但在他们集结起来准备渡河之前，首先要进行动员，而且要不使敌方警觉。可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动员体制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动员体制之一。说起来似乎叫人难以相信，我们的解决办法竟然成了十月战争之前麻痹敌人的最有效的因素之一。

直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动员才成了我们的一个问题。在那时以前，我们没有预备役人员。从理论上讲，士兵服完现役后要服预备役九年。实际上，我们的预备役人员已经都留在军队内了。一九六七年以后，我们作出了一项政治决定；武装部队中的义务兵，不管何时服役期满，一律留队，直到收复失地为止。消耗战的经验表明，这在军事上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巨大的人力需要，以便警卫全国各地的重要设施，防范敌方的袭击组。但到一九七二年年中，我们的武装部队已有将近一百万人，出于经济和士气方面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将一些士兵转人预备役。义务兵们已经入伍六年多了，可是还不知道何时才能退伍。对于士兵中极度渴望就业大学毕业生说来，这个问题尤其尖锐。一九七二年六月，我们决定于七月一日将三万名士兵转入预备役。我立即就面临了下述问题：如何才能使他们重新回到军队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