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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1页）

顾炎武果然言之成理，而究其思想渊源，应该是从杜预一脉发展而来。杜当初也是从《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访问鲁国这件事入手，推论《春秋》的完成过程分为三步：先有周公垂法，中有史官记录，后经孔子编修。很有疑古惑经精神的刘知几也说“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48甚至人们以为在周公之后、孔子之前的五百年间，再没有一个能著书的人，便把作者无考的古经都归在周公名下。49所以，在主流观念里，孔子从思想到素材都非原创，乃是秉周公之志、承史官旧文。50而将周公与孔子并举，也代表着时代风气——宋朝以前是“周孔”并称，宋朝以后才“孔孟并称”。顾炎武这是把旧说推而广之，既解答了始隐问题，同时还弥合了一对千载矛盾。

这个矛盾，即顾文提到的这两句话：一是“述而不作”，二是“作《春秋》”。“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作《春秋》”出自《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两句话全是圣人之言，但是“述而不作”和“作《春秋》”这明显就是一对矛盾：孔子要么这一辈子什么都没“作”过，那也就根本没作过《春秋》；要么孔子确实“作”了《春秋》，因而“述而不作”之言并不符合事实。

这首先是一个训诂问题，即“述而不作”和“作《春秋》”的两个“作”字是否同为“创作”之义。“作”有“兴起”义，如《周易·文言》有“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也有“削”义，如《礼记·内则》有“鱼曰作之”，是说给鱼削鳞，51以此两义释“作《春秋》”之“作”，也是可以讲通的。

但这只能揣测而无法凿实，如果忽略训诂问题，把两句之“作”同视为“著作”之“作”，再忽略掉“今本《论语》的可靠程度”这一问题，52那么，上述两句话的确构成了一对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而顾炎武却把这对矛盾表述合情合理地捏在一起了，还从中解说了鲁国国史的渊源。但这是否主观成分太多了些？

顾炎武很快就遇到了反驳。虽然当时阎若璩还不知道什么是奥卡姆剃刀，但的确用到了这个办法——他从杜注出发来问难顾炎武：按照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序》（即《春秋左氏传序》），都说周公垂法，孔子从而修之，何必敷衍出“起自伯禽、成于鲁国良史之手”这类说法？53

顾氏说得在理，阎氏驳得的也在理，但毕竟是非很难凿实。当然，和其他前辈先贤的说法一样，顾炎武的结论也许是对的，只是论据和逻辑尚不足以证实自己的说法而已。

6．以古史为时政作解：始隐而意在三桓

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却有很多。历代经说，还有说始隐取意于周天子不该给诸侯之妾送丧仪的，更有说这问题和周平王无关而是取意于周桓王的……54各个学说有兴起，也有没落，比如，随着汉朝的结束，“孔子作《春秋》为汉朝预制宪法”的说法自然没了市场了。那么，究竟正解为何？有一个较为晚近的答案取意甚妙，似乎也更为合情合理，即《春秋》的发端其实是和三桓有关。

孔子时代的鲁国正是三桓的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论语》里就没少这些记载，鲁国国君几乎被架空，而三桓当中又以季孙氏僭越至高权力，还曾经以天子之礼乐规格“八佾舞于庭”，搞得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所谓三桓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我在《春秋大义》里介绍过一段“君亲无将”和“缓追逸贼，亲亲之道”这两则大义的原委，说鲁庄公、庆父、叔牙、季友这兄弟四人围绕继承权展开一连串的生死恶斗，后来，庆父的后人别立宗族，称为孟孙氏（也作仲孙氏），季友的后人就是季孙氏，叔牙的后人就是叔孙氏，又因为庆父兄弟都是鲁桓公之子，所以孟孙氏、季孙氏、叔孙氏便被合称为“三桓”。55——“三桓”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得自于鲁桓公的，而这位鲁桓公正是鲁隐公的弟弟。这两兄弟也曾因为君位继承问题很有过一番纠葛，最后鲁桓公暗杀了鲁隐公而即位。那么，很容易的理解是：孔子如果想说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说清楚鲁国的当代史，那就怎么也避不开三桓；而要想说清楚三桓的历史脉络，就必须从鲁隐公讲起。所以，《春秋》才需要从鲁隐公开始。

明代黄道周《坊记集传》就提出过这个说法，认为《春秋·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夫子以叔段起三桓，以鄢起郈与费”——孔子讲叔段犯上作乱的事完全是在为将来的三桓张目。56

今人王树民亦主此见：“从隐公开始，既能说明三桓的由来，也正是鲁国近现代史的开端。孔子教授门徒，从《鲁春秋》中选用这一阶段作为历史教材，自然是合情合理的。”57

此解很是通透，处处圆融无碍，但有一个相当要紧的问题是，这一连串的推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大前提的基础上的，即：《春秋》确实出自于孔子之手。

王文开篇即说：“《春秋》为孔子所定，自古以来无异说。《春秋》为依据《鲁春秋》修订者，也是无人否认的事实”，58以此为以下一切推论之大前提，但事实上，《春秋》是否为孔子所定，自古以来绝非没有异说，《春秋》是否为依据《鲁春秋》修订而来，也并非就是无人否认的事实。如杨伯峻之结论：“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59虽然郭店竹简的出土似乎使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有了比较牢靠的保障，但具体到《春秋》而言，这种关系是否超出了杨的这一描述，至今也未能凿实。这也就意味着：王的上述推论虽然新颖可喜，其基石却未必如他所断言的那样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