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是否摄政称王,这问题从史学角度看,不过是先秦史上的一个细节之争,即便在周代初年,也不过是周制初兴,就算周公当真称过王也不应该会动摇到周公在后人眼中的圣人地位,但在经学的视野下,这问题与时政的关系实在太大,广涉着秦汉以后皇帝和权臣的关系,尤其是受托孤而辅政的重臣与稚龄皇帝的关系问题,还有皇族内部的人际关系问题(比如明成祖朱棣篡位之后和方孝孺理论,就说自己的本意是要效法周公辅佐成王之事来辅佐建文帝666)。所以周公问题之所以是一个经学上的千古大难题,因为它首先是一个现实政治上的大难题,而一旦牵扯上了现实政治,这问题便没有了事实上的对错,而只剩下站队的对错了。
另一方面,纯粹从经学意义而言,“崩”也好、“薨”也罢,所谓褒贬,都在这些小小字眼里微妙地隐藏着,而中国的历史观念正是由此发源,并且传之久远。汪荣祖即视孔子为“中国传统史观之祖”,当然,他是相信《春秋》纵然不是出自孔子之手,也必是孔子后学所为。汪说明道:“《资治通鉴》凡一统之君,死称崩,否则称殂,一统之国大臣死称薨,否则称卒,斯皆《春秋》书法也。历代作者视为当然,益可见《春秋》寓褒贬于书法,入史学之深也。然则《春秋》一书,非仅编年之滥觞,亦史观之渊泉也。”667
这种史观就意味着:褒贬是第一位,史实是第二位,儒家官学思想在《史记》之后成为史家圭臬。668那么,既然在修史的书法上可以堂而皇之地观念先行,因观念问题而剪辑乃至窜改史料也就相应地具有了正当性。仍以《资治通鉴》为例,这一点正是它遭人诟病之处。
周公摄政称王的问题并没有在古代专家那里有个了结,“鲁隐公到底是即位还是摄政”这个问题并也没有随着何休、郑玄论战的结束而终止——如上所述,这在古代实在可称得上是一个人命关天的问题,牵涉到“立国之常经”和“天地之大法”。
不妨把争论再看下去:唐代大史家刘知几因在《史通》一书中菲薄圣贤而饱受诟病。在刘知几看来,《尚书》、《春秋》各有疑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不都那么光辉夺目。刘知几似乎是在以史家考据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折磨着儒家弟子的信仰,但也有人推测,刘知几那么说其实是意在言外的。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对此有一段评语,说看了这些话而大骂刘知几诋毁圣贤的,都是义人;能看出刘知几这是由质疑古史来寄托自己胸中愤懑的,都是明白人。669
那么,刘知几的胸中愤懑都在愤懑些什么呢?论者认为正是汉魏隋唐以来拿古代圣贤作风来遮脸的种种篡弑诛伐。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很为刘知几这个千古之“名教罪人”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刘感愤时事,又怕因言获罪,这才佯狂非圣,意在言外。670
浦起龙和钱大昕的阐释是否成立,很难确证,反驳者也不乏其人,但毕竟揣摩人心的结论无从对证。所以只能说,用他们的观点来作参考,可以约略推知一些古史、经义与时政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作用。
再看《春秋》,鲁隐公到底是即位还是摄政,首先便前承着周公的身份问题,而周公的身份问题又关系着后世许多高层权力斗争中的站队问题,既攸关国本,也攸关性命。学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可谓艰难。
争议仍在继续。及至宋代,欧阳修议论道:孔子是“万世取信,一人而已”,而“三传”的作者却只是凡人,是凡人便难免犯错。那么,既然《春秋》把鲁隐公的头衔写作“公”,鲁隐公当然是即位为君了。大家为什么不从孔子之说,而偏要听从“三传”的曲解呢?671
持此论者代不乏人,核心问题是:难道孔子作《春秋》的时候就想过有三家会为《春秋》作传吗?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又何必求经义于“三传”呢?672至少在当时来看,这类说法是极为有理的,也是宋人舍传求经风气之下的正常立说。但欧阳修很快就遇到了反驳,反驳者就是他自己的门生苏轼。
苏轼的观点一开始大体和郑玄相似,进而讨论隐公之摄政是否符合礼制。苏轼引了《礼记·曾子问》的一段,说曾子请教孔子:“如果在国君死后,太子作为遗腹子出生,大家该怎么办?”孔子回答说:“卿大夫们跟从摄主,面朝北,站在西阶的南边……”
郑玄也是注过《礼记》的,他当初在这里解释摄主是“上卿代理君主执掌国政”,673但苏轼的解释更为详细,讲到了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继承原则——大略来说,摄主是死者的弟弟,如果遗腹子生下来是个男孩,摄主就交班,立这个孩子为合法继承人;如果遗腹子生下来是个女孩,那就由摄主来作合法继承人。
苏轼感叹说:“秦汉以后,这套礼制没人继承,女人开始当摄主了。岂不闻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摄政而国家不乱的,不过千里挑一而已。更恶劣的情况是:母后摄政导致了外戚篡权,比如王莽就是个坏典型。就算按古礼而立的摄主最终居然篡权了,那好歹也是自家弟兄,王朝的血统未变,可外戚篡权却会使王朝改姓。”
还有一种说法是:古时候天子驾崩,太子要守丧三年,这三年中,国政由冢宰代管。674照此说法,只要有冢宰在非常时期作一下临时代理就可以了,用不着摄主。苏轼反驳说:“太子如果岁数够大,可以按这种方法办,但如果太子只是一个新生儿,或者年纪尚幼,那么,依照三代之礼和孔子之学,绝对没有把位子让给异姓的道理,所以一定是要有摄主的。鲁隐公的情况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