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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章（第1页）

根据这个推想，《左传》写定于战国时代（铎椒是战国时人），但和《公》、《榖》一样，也是先经过了一个口耳相传的过程。如此庞杂的内容，从口耳相传到写定成文，会不会出现讹误呢？

文字在转写传抄中确实是很容易发生讹误的，所谓“善本”只是相对而言。战国与秦、汉之际正是经籍大毁灭、文字大变迁的时候，汉初搜罗的经籍也尽是民间手抄本，而且也不知已经辗转传抄了多少次，而版本的歧义又导致了解经师法的不同。至少在可见的层面上，学派义理之争有不少都是由经籍版本歧义衍生出来的，如金德建所谓：“由于文字上有今古异文，自然发生版本的问题，所谓今文的本子和古文的本子。有了版本不同，就有传授讲诵这些本子的人，各家纷纷异说，便产生所谓学派分歧。牵涉到了学派后，内容就广泛多端，复杂起来，我们可以总称叫做今古文经说的不同。所谓汉代学术史上的今古问题，就不外乎文字版本上不同，接着再发生学派经说上的不同。”786

《春秋》一字之差就很可能潜伏着什么微言大义，如果再混上版本校勘问题，越发显得难解。“三传”因为《春秋》的脱漏讹误而阐发微言大义的不止一例，陆淳《春秋集传纂例》专有一篇归纳三传里边《春秋》经文的差异，共计近三百处，其中如《左传》和《榖梁传》在“成公六年”的经文是“晋栾书帅师救郑”，《公羊传》的经文却作“晋栾书帅师侵郑”，一个“救郑”，一个“侵郑”，意思截然相反。这不是对义理的不同解读，而是对事实的不同描述。

历代学者们专门作三传校勘工作的专著就有多部，如清人朱骏声《春秋三家异文覈》，谈到著述缘起，就说古书传写，各有师承，文字经常互有出入，要想搞明白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思而不学则罔，还得多作研究才行。787

2．名与字

上文由“父”和“甫”字而略谈今古文的差异和经文传抄的淆乱，但邾仪父之名与字的问题仍须细辨。

《春秋纬》称“字者，饰也”，788一个人的字就是他的装饰。这装饰大有讲究，一个普遍的规则是：字和名应该要有意义上的关联。《春秋经·桓公二年》提到一位“孔父”，即孔父嘉，孔子的六世祖，明代朱朝瑛《读春秋略记》辨析“孔父”的名字问题，认为“孔父”是名，“嘉”是字，理由是：“父”与“甫”通，是个美称，而“嘉”也是美好的意思，名与字意义关联，这才合乎规矩。另外，唐朝诗人杜甫字子美，也是以“甫”和“美”作意义上的关联。789

邾仪父，名克，字仪父，这里的“克”和“仪”一定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联系。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有过分析，说名克字仪的人并不是只有邾仪父一个，还有周王子克字子仪，楚国斗克字子仪等等。“克”通“刻”，而“仪”并不读作仪式之“仪”，而读作suo，也可以写作“牺”。——“仪”和“牺”从繁体字看，一个是“儀”，一个是“犧”，字形相近。“犧”是个多音字，一般读xi，但还有个读音是suo，指一种木刻雕花的酒杯——这就和“克”（刻）发生关系了。所以王引之说：“儀为疏刻，故名刻字子儀。”790如此看来，邾仪父不能读作邾仪（yi）父，而应读作邾仪（suo）父，并且这个“儀”字是不能简写的。

再有，按当时的习惯，三个字的字虽是全称，却也可以省略来称呼的，比如第一个表示排行的字就可以省略——“伯仪甫”也称“仪甫”。

也有省略“甫”（父）字的——“伯仪甫”于是还可以被称作“伯仪”。如周公长子伯禽（一般被认为是鲁国的始封君）全称就是伯禽父，孔子字仲尼，全称应是仲尼父。按《礼记·檀弓上》的说法，周人一般幼年称名，冠礼之后称字，五十岁以上可以单称伯、仲等行辈（大约有敬老的意思），死后称谥。791

女子称字，相当于男人“父”（甫）字的是“母”或“女”字，略称习惯基本和男子一样。杨宽解释说：男女的字要加伯、仲等排行称谓，是因为取字之后就表示“成人”，正式加入了贵族组织的序列，而在宗法制度下有大宗、小宗的区分，所以长幼行辈的排列关系重大。至于男人的“父”（甫）或“子”和女人的“母”或“女”，表示的是其人已经具有了贵族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有区分性别的意思。

杨宽认为，周人取字的习惯源于父系家长制时期的“成丁礼”，“父”与“母”本来并不是父亲和母亲的意思，而是对成年男女的称呼。西周、春秋时贵族男子举行冠礼后，戴的冠称为“章甫”。“甫”是“父”的假借字，“父”原为“斧”的初字，就像手里拿个斧头的形象。石斧是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利器，到了父系家长制时期，石斧便成了当时成年男子的象征物品，所以借为成年男子的称谓。

至于“母”字，字型结构是“女”字里边有两点，就像两个乳头，表示女子的成年，所以用来作为成年女子的称谓。——雁侠给出过这样一个说法：女、母、妻这三个字在我们看来各有明确所指，但在甲骨文里，这三个字却当真是混用的，这“表明中国古代曾经历了人类学研究成果所证明的母、女、妻不分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虽然无比久远，但遗留在人类记忆里的印痕却不会立刻消失，甲骨文里这三字的混用正是这一记忆的残痕。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