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广州城的第二天,张之洞从广东巡抚倪文蔚的手里接过两广总督的印信、王旗,正式做起负责指挥越战的最高地方统帅来。通过与城内各大衙门的宪台及原督署僚属的反复会谈,张之洞对当前的内外形势有着更多的了解。为更好的谋画运筹,他决定采取两个行动。一是接受张之万的建议,派桑治平和熟悉越南情形的雷琼道员王之春亲到镇南关外走一趟,实地考察战地形势,会会正在关外督战的清军首领新上任的广西巡抚潘鼎新,以及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人。二是自己走出广州城,先到扼控省垣的黄埔港看望驻防在此地的淮军及张树声,再到广东的南大门虎门去看望防守前线的湘军及彭玉麟。
送走桑治平、王之春的次日,张之洞在兵备道李必中的陪同下,乘坐小火轮,顺着珠江南下。在黄埔港,他见到了已重病在身的张树声,张树声向后任倾吐了这半年来压在胸间的满腹牢骚和委屈,拜托后任务必将这些奏报朝廷,主持公道。为安定淮军军心,共同备战,张之洞满口答应了。在总兵吴宏洛的陪同下,张之洞巡视了黄埔港一带的防御工事。淮军的散漫军风和应战力量的薄弱,令新粤督担忧。
在虎门炮台,张之洞见到了年近七旬犹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兵部尚书彭玉麟。彭玉麟和娄云庆亲自陪同他巡查虎门口内外的十余处炮台。彭玉麟是个坚定的主战派,虎门防守状况要比黄埔港强,但大量缺乏射程远杀伤力强的新式火炮,却令雄风不倒的老将军十分忧虑。面对着当年关天培将军英勇捐躯的靖远炮台,彭玉麟沉痛地说,关将军和将士们并不乏爱国心、报国志,之所以不敌侵略者,是因为武器不如人家的缘故。战争的残酷迫使大家接受了这个无情的事实。故而以后湘淮军都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胡林翼更主张自己制造。他留给身边人的最后一句话便是:不把洋人的那一套学过来,我们就要永远受欺侮。老将军叹息:我们的武器还是不如洋人,假若虎门再增加二十座德国克虏伯钢炮的话,防守起来,就更有把握了。
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血迹斑斑的古旧炮台,耻辱痛苦的往事回忆,形势严峻的今日局面,所有这些,给张之洞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翰林、洗马、学台、清流党,不知不觉之间,这些身分正在离他渐渐远去;两广军队的统帅、国家门户的守卫者、粤东粤西的当家人、三千万百姓的父母官,一副副沉重的担子正在向他压来。不管他愿不愿意,不管他挑不挑得起,他都得接受,都得担当起来。
&ldo;不把洋人那套学过来,我们就要永远受欺侮。&rdo;彭玉麟转述的这句胡氏遗言,一遍又一遍地在他的耳畔响起。脑子里又浮出榆次驿馆里阎敬铭的深沉谈话,太原衙门里李提摩太的科学技术实验。要想致强,得学洋人,要想致富,也得学洋人。
&ldo;学洋人,办洋务&rdo;,在返回广州城的珠江航道上,张之洞从牙缝里狠狠地挤出这句话来。
在桑治平、王之春暗访越南的日子里,战事的发端地越南北圻倒是意外的宁静,而数千里之外的中国东南海疆反而日趋紧张,凭借着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坚实的国力基础,面积不足四川、人口少于两广的法兰西帝国,从来就视大清王朝如掌中之物,有恃无恐地对它进行讹诈和欺侮。
就在法军侵犯谅山,王德榜率部把他们赶走的第二天,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法方按规定收回谅山,却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中国违背天津李福条约,应负担此次事件的责任并赔偿军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函法国公使:天津条约载明三个月后再议定详细条款,在详细条款出来之前,双方应维持现在局面不变,法军此时收回谅山之行为本属不当,应视同法军侵犯了清军,军费赔偿应由法国方面承担。总理衙门的复函显然站在正理上,但谢满禄狡辩说,条约应以法文本为根据,中文本翻译有误。清廷再三核对中、法两个文本,并无歧义,乃予以严厉驳斥。法国政府恼羞成怒,立即派出正式公使巴德诺赶到中国,要中国按天津条约第二款赔偿军费二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白银一百二十五万两。
作为天津条约的谈判者和签字人,李鸿章对法国政府这种做法也颇为头痛。他告诉已抵上海的巴德诺,驻扎在越南的中国军队已遵命按兵不动,北圻平静,条约中已写明没有赔款一事,再要中国赔款不能接受。巴德诺以逗留上海不赴北京的作法来拒绝与总理衙门及李鸿章会谈。软弱的清朝廷竟然迁就巴德诺,改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与巴德诺会谈。此时,陈宝琛亦以南洋军务会办的身分来到南京。
一贯主张对外强硬的陈宝琛对曾国荃说,要坚持天津条约,据理力争,决不能示巴德诺以弱。曾国荃却说,他已接李鸿章密电,李说法国现已对中国东南海疆采取军事行动,形势紧张,一触即发。战争一旦打起,则对中国不利。若能以小的损失来换取大局的安宁,应是可行的。李的密电还说天津条约已请太后认可,要朝廷拿出钱来作赔款,太后面子上过不去,君有难处,为臣子的应当体贴,请两江代朝廷受谤,在与法使会议时,无论曲直,拿出几十万银子来给法国,满足他们的贪欲之心,这样做,无伤国体。
陈宝琛坚决反对这样做。曾国荃却并不理睬陈宝琛的意见,摆出一副上司的派头,命令陈宝琛代表他去上海与巴德诺接触,许以五十万两银子为代价,息讼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