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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章（第1页）

他质朴忠厚，富于理性，幽默风趣，平易近人，广受称誉，却从不招摇；他以仁爱之心待人，以仁爱之心待中国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救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日夜操劳奔波，不仅随时随地帮助别人，在救助过程中同时还能审时度势地处理政治事务，表现出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得体的外交手腕；他同美国朋友密切合作，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处在日本占领军下的25万中国人提供相对安全的保护。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拉贝竟然还能安排出时间来记日记，简直不可思议。

他的朋友对他交口称赞，中国人把他奉为圣人，就连遭到他不断抵制的日本人也对他敬重三分。尽管如此，他仍然保留了自己以往的谦逊品质。但要是路遇不平，他的和蔼与温和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就会勃然大怒。他曾不容抗辩地用德语痛斥企图强奸妇女的日本士兵，把卐袖标举到日本兵的眼前，揪住他，把他扔出院子。听说他在家里也一直保持自己家长的权威形象。

他虽然谦逊，但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点儿虚荣心，例如身着燕尾服，胸别各种奖章，在柏林名摄影师的镜头前摆姿势弄表情。这一点还表现在《远东新闻报》的编辑把拉贝自鸣得意的幽默话语删掉的时候。

拉贝1908年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是威廉二世皇帝统治时期。1919年他短期回国，此时德意志帝国已处在共和国时期，但动荡的局势还没有平定下来。在汉堡，他看见一个人被暴徒殴打倒地，他的性格驱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来，结果他也遭到了殴打。

在柏林，西门子工人上街罢工的时候，他看见街上架起了机关枪，于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记日记，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一个嗜好。但是他的夫人并不怎么欣赏这个嗜好，因为下班回家后，家里人常常会因为他记日记而和他说不上几句话。从他的日记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他有一种忧虑，担心在动乱的年代日记可能会丢失。对他来讲日记是一笔珍贵的财富，里面记录了他的时光和他的生命。

对在柏林的岁月，他是这样记录的：

接着发生了暴乱。我对家乡的政治局势一无所知，因此也就看不出个所以然。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比我自己感觉的要糟糕得多。我的左边是施泰因广场音乐厅，里面是帝国国防军；我的右边是乌兰德大街的跑马场，里面驻扎的是共产党人。到了晚上，双方交火对射，我只好和家人从卧室跑出来，在走廊上过夜。柏林的日子很不舒服，那一段时间正好是总罢工，技术救援组织到处出动，填不饱肚子的女大学生沦为娼妓，歌剧演唱家图几个施舍任人包唱，投机商囤积居奇造成商品短缺，买荤油要凭票，西门子内部甚至还有专买皮靴后跟的票券。我是该领的票都领了。布伦德尔是我西门子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他有一次告诉我，西门子城里有个地方可以买到各种豆子，价格便宜。我买了两大袋豌豆想带回家，但偏巧赶上下雨，一路上又没有有轨电车，慢慢地袋子被雨泡软了。结果到家的时候，豌豆只剩下了一半。我是一点也不适合于在柏林生活！

在电车上，一个姑娘饿昏过去了，我把我的食物分给了她一部分。在那个人人日子都不好过的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一直记忆犹新，西门子在上海办事处的会计布朗先生回国休假，邀请我和布伦德尔，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波茨坦广场旁边的普绍酒馆喝杯啤酒，就酒吃的是他从老家巴伐利亚带来的小吃‐‐白面包、香肠和黄油。当时在旁边有一个8岁左右的小姑娘，用围裙捧着火柴，每盒要一个马克。我们酒足饭饱之后，布朗把剩下来的食物全部送给了这个小姑娘。小姑娘突然大声哭了起来，将围裙里的火柴全部抛撤在地上，如获至宝似的捧着食物奔向正在门口等候的母亲。我们的啤酒顿时索然无味了。

当我得到消息，可以重新回到中国发挥我原有的作用时，我不禁轻舒了一口气，我想别人不会为此而责怪我吧。

此行到中国，拉贝一待就是20年，中间只有两次回国，第一次是在20年代，另一次是在1930年，这一次回国是为了治疗感染引起的疾病。这次回到中国他被任命为西门子驻中国新定首都南京的办事处负责人。在这之后他再次看到德国是1938年3月，西门子洋行召他回国，把他送回了家。

南京从1927年起成为中国首都，1937年时，约有130万人口。西门子洋行在那里设置了电话系统，为发电厂安装了涡轮机，并为好几家医院提供了医疗设备，由西门子培训的中国专业技术工人负责设备的保养和维修。拉贝每天都能从中国的各部委得到向西门子订货的合同。

当时南京有一家德国饭店，天津著名的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也在那里开了一家分店，以大使特劳特曼为首的德国大使馆从北京迁到了南京，其他国家的大使馆也开始在南京忙于建馆。&ldo;远洋通讯社&rdo;从南京播发的是有关中国政治方面的报道，而与此同时上海则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这就像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关系。

在南京实施统治的是最高统帅蒋介石，他的意愿是要给这个被拥有私家军的各路军阀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带来统一和现代化。当时还有一个割据的延安地区，毛泽东经过闻名于世的长征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