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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ldo;放活微观，管制宏观&rdo;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他搞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ldo;放活微观，管制宏观&rdo;。

所谓&ldo;放活微观&rdo;，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ldo;如水归壑&rdo;的市场聚集效应。

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一向发达，管仲规定，鱼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14

对于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欢迎，提出&ldo;空车来的不要去索取税费，徒步背东西来的不要去征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rdo;。15他还建议齐桓公专门设立招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乘车者供给本人饭食，来三乘车者供给马的饲料，来五乘车者配备可供自由调遣的人员。16从此，&ldo;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rdo;。

为了活跃市井，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他在都城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妓院（&ldo;女市&rdo;），每一间有妓女（&ldo;女闾&rdo;）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吸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此被拜为娼妓业的&ldo;祖师爷&rdo;，如同鲁班在木匠业的地位。

在这种自由贸易政策的鼓励下，可以想见齐国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的活跃，《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繁华景象：&ldo;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rdo;据计算，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最繁华富足的城市，而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

所谓&ldo;管制宏观&rdo;，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

在农耕时代，对于国家的内政来说，最重要的商品当然就是粮食‐‐中国自古存在商品粮交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商品粮占粮食交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管仲对粮食政策十分重视，在重要的农业税上，他并不像一般的治国者那样，要么横征暴敛，要么一味降低，譬如孟子就认定，国君是否实行仁政，&ldo;什税一&rdo;‐‐只征收百分之十的农业税是一条铁线般的标准。17管仲的政策是两年征税一次，大丰收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五，如遇饥荒，则免税。这一机动税率，明显比孟子的&ldo;什税一&rdo;要灵活和现实得多。此外，管仲还建立了国储粮制度，国家采购囤积了大量粮食，其数量足以控制市场粮价的波动，以达到丰饥平衡的功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纵粮价，严禁在饥荒之年利用粮食买卖欺压农民，粮价波动必须由国家掌控，在农耕年代，这一见解无疑非常重要。

管仲还是一个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他曾举例说，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税，而要征于原材料麻，麻价因课税涨十倍，布价就可能因此而上涨至五十倍;同理，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织帛，就可征课原材料丝的税，这样又可使织帛的价格上涨十倍。在对外贸易上，他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控制商品价格，即&ldo;因天下以制天下&rdo;：如果外国商品的质量高过本国，就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以控制外国商品的输入，如果要鼓励出口，就要压低出售价格，&ldo;天下高而我下&rdo;。

&ldo;盐铁专营&rdo;的始作俑者

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的影响绵延两千余年，迄今犹存，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人口、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ldo;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rdo;。18据此，管仲提出了&ldo;寓税于价&rdo;的办法‐‐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在具体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ldo;唯官山海为可耳。&rdo;‐‐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ldo;嚣号&rdo;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ldo;煮沸水以籍天下&rdo;。19

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ldo;无不服籍者&rdo;。20

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认为专营就是国营，多入歧途。

比如盐业，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由于控制了盐业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了价格，齐国的盐销售到别国去，售价可以抬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

在冶铁业上，管仲实行的是国有民营。他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所谓&ldo;泽立三虞，山立三衡&rdo;，他出台法令宣布，只要一发现矿苗，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敢于擅自开采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21之后，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之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相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22

由政府控制资源所有权，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润，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ldo;资产国有、承包经营&rdo;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