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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章（第1页）

但是，处在这个位置上，我为何感到不安宁？为何暗暗落泪？我在林间漫步，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春天，我体魄康健，而且谁也没有剥夺我的任何东西。然而，我不时停下脚步，禁不住想哭，仿佛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我轻轻地呼唤着：&ldo;刘易斯！&rdo;沉沉的死寂！在一个个日子里，我曾从黄昏到黎明，又从黎明到黑夜，一直拥有他的呼吸，他的声音，他的微笑，如今却毫无音讯。他还活着吗？我谛听着：没有一点声音；我张望着：没有一点痕迹。我再也不明白自己。&ldo;我哭泣，&rdo;我暗暗自问：&ldo;可我却呆在这里：难道是因为我爱罗贝尔还爱得不深？&rdo;我羡慕那些把生活囚禁在刻板的教条之中的人。&ldo;肉体的爱微不足道，&rdo;他们常这样说；要么就是宣称&ldo;不是肉体的爱便微不足道&rdo;。但是，尽管我已与刘易斯相逢，但却不失对罗贝尔的爱；而罗贝尔的存在，不管其如何伟大，却填补不了刘易斯留下的空白。

星期六下午，纳迪娜领着朗贝尔一起回到家。她一进门便满脸怀疑的神色问我：&ldo;你是从来不改变计划的，这次一推再推，迟迟不回家，该玩儿得很开心吧。&rdo;

&ldo;你知道我需要时也会改变计划的。&rdo;

&ldo;你在芝加哥呆了那么长时间，真怪。据说那是个可怕的地方。&rdo;

&ldo;人们说错了。&rdo;

这三个月里，她与朗贝尔合作，搞了不少通讯报道，如今她就住在他家，与他讲话时总是含讥带讽，但其中却蕴涵着深深的柔情。她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于是便以一种难以辨别的恶意仔细观察着我的生活。我尽可能讲述旅行中的一些见闻，让她放下心来。我觉得朗贝尔比我出门时显得更轻松、欢快了。他们俩在那座独立的小屋度了周末。在这之前，我在那里收拾了一间厨房，并安装了电话，以便使纳迪娜能独立生活，而又不至于与家中彻底隔断了联系。她对在那儿度过周末感到十分满意，以致在星期天晚上，她向我宣布他们将在圣马丁度过他俩今后所有的假日。

&ldo;你肯定这样做朗贝尔会高兴吗？&rdo;我问她，&ldo;他不喜欢你父亲，也不喜欢我。&rdo;

&ldo;他是相当爱你的。&rdo;她以不由分辩的口吻说道，&ldo;如果你害怕我们俩成为你的负担，那请你放心，我们就呆在我们自己家里。&rdo;

&ldo;你完全清楚你在这儿我会是多么高兴。我只是担心这儿对你们来说缺少亲密的气氛。我先告诉你一声，从我的房间、花园里说的一切都能听得清清楚楚。&rdo;

&ldo;那又怎么了？你觉得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可不是那种神秘的女人，把自己搞得玄玄乎乎。&rdo;

确实，尽管纳迪娜那么关切自己的独立，而且那么倔强，听不进任何批评、劝告，但却乐意充分展现自己的生活。这无疑是显示自己高人一筹的一种方式。

&ldo;妈妈说你会讨厌在这儿度假，真的吗？&rdo;她跨上摩托车的坐垫，问道。

&ldo;不，一点儿也不。&rdo;朗贝尔答道。

&ldo;你瞧。&rdo;她以得意的声调对我说，&ldo;你总是把一切都搞得复杂化。首先，不管我让他干什么事情，朗贝尔都很高兴，这是个好小伙子。&rdo;她边说边把他的头发搞得乱蓬蓬的，接着用胳膊搂着他的腰，温存地把下巴搭在他的肩头。摩托车飞也似地离去了。

四天以后，我们从《希望报》一篇短文中得知朗贝尔的父亲从火车车门掉下去摔死了。纳迪娜声音阴郁地在电话里说朗贝尔已去里尔，她周末来不了了。我没有问她什么，可是我们都感到奇怪。老人是自杀吗？他是否受到了审判的刺激？要么有人存心害他？一连几天，我们愈猜测愈是理不出个头绪来，再说，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忙。斯克利亚西纳为罗贝尔和一位刚刚逃越铁幕，向西方谴责斯大林罪恶的苏联官员安排了一次会面。会面前夕，斯克利亚西纳来了，带来了一些材料，希望罗贝尔在第二天会谈之前读完，阅后亲手交还给他。近来我们与他们很少见面，每次见面前总是争吵不休，可这天早上，他极力避免不易谈拢的话题，见面后很快就告辞走了：分手时和和气气。罗贝尔马上阅读起那一大堆材料，其中有法语材料，可大多是英语，也有少数几份德语材料。

&ldo;来跟我一起看材料。&rdo;他对我说。我紧挨着他坐在椴树下，两人默默地阅读着。里边什么都有：报告、报道、统计材料、苏联法规摘录、评论等。如此杂乱的材料，我难以理出个头绪来；可有的材料却是十分清楚的：有被苏联人囚禁在集中营中的男女的证词，可悲的是，这些集中营酷似纳粹的集中营；有作为盟友穿越了苏联大片国土的美国人对这些集中营的描述。据斯克利亚西纳下的结论，约有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人在集中营中忍受煎熬，其状况惨不忍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ldo;苏联社会主义&rdo;制度的主要基础之一。我望了望罗贝尔：

&ldo;里面说的这一切有真的吗？&rdo;我问。

&ldo;肯定有许多情况。&rdo;他简短地回答道。

迄此为止，他对第二天的会面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他之所以去，只是避免别人谴责他逃避责任。可以肯定的是，那位苏联人揭露的情况不会使他大惊小怪，因为他向来认为不要对苏联抱有幻想。然而，他突然哑口无言，这应该看作是他内心忧虑不安吧。30年代，当他的那些共产党人朋友向他宣扬苏联的惩戒制度时，他并没有轻信。那些人说，在苏联，罪犯并不关在牢里，而是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让他们进行有益的劳动，工会保护他们，起监督作用，保证他们按照工会规定的标准得到劳动报酬。罗贝尔曾向我解释说这确实是既能征服反抗的农民，又能得到几乎免费的劳动力的一种手段。无论在哪里，强制劳动，实际上就是监狱。可是，如今农民已经归顺于新政府，战争也已胜利，本以为情况已有好转，没料到情况愈来愈糟。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了每一个事实、每一个数字、每一份证词、每一种推测；即使尽可能地估计夸大和捏造事实的成分，也确确实实存在着绝对确凿的真实因素。集中营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最终有步骤地导致了一个无产阶级中受剥削最重的阶层的产生，他们不是用劳动惩治罪恶，而是把劳动人民当作罪犯，赋予自己剥削他们的权利。

&ldo;那么，您怎么办呢？&rdo;我们离开园子去厨房吃东西时我问道。

&ldo;我不知道。&rdo;罗贝尔答道。

斯克利亚西纳的意思，显然是让罗贝尔帮助他将这些事实公布于众。我觉得谁也没有权利掩盖这些事实。我带着几分责备的口气问道：

&ldo;您不知道？&rdo;

&ldo;不知道。&rdo;

&ldo;每当事关您自己，甚或事关革命解放联合会，您总是毫不犹豫地承担许多事情，这我理解。&rdo;我说，&ldo;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要是不尽最大可能反对这些集中营，那就是同谋！&rdo;

&ldo;我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采取什么决定。&rdo;罗贝尔说，&ldo;首先，我需要补充材料。&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