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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天演论」里的「天赋人权」者，天生吾民，与生俱生，不可剥夺之「人的权利」（huanright）也。毛公所说「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这个「权」则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干部所掌握的生杀与夺之「权力」（power）也。──分不清这个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从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转型，那就缘木求鱼了。

但在这些基本教义的认知上，袁世凯有时反而较毛泽东更为虚心。对许多现代观念的诠释，袁还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他要靠他朝中一些博学鸿儒，什么东西洋「两顾问」，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为吹嘘，加以解释。「宰相要用读书人」嘛。当续论之。

毛就不然了。他决定要做秦始皇，则宸纲独断，将相圣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杀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独坐，民国史一卷在手，褒贬之间，欲把袁、毛二公比较一番，则上述对待臭老九的态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区别了。

更有趣的是，笔者近月读「袁世凯全传」（侯宜杰着，一九九四年北京当代出版社出版）。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都五百六十余页之巨著。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然一字不遗细读之，则知作者笔法仍不脱「窃国」（陈伯达）、「盗国」（黄毅）之旧调。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青灯独坐，笔者戏以铅笔，把百十条作者评袁之辞上「袁世凯」三字划掉，改以「蒋介石」或「毛泽东」三字补入之，再重读全文，竟发现也切贴入微，天衣无缝。哑然失笑之余，也恍恍有悟──原来在近代中国「攻治转型史」中，我们的搞独裁的民族领袖们，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了。──读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梁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来，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这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且用个「辩证法」的名辞）。形势比人强，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都逃不掉那种脸谱！历史家如厚责于袁、蒋、毛三公，那就在「历史学转型」中开倒车，把现代历史科学，又领回司马温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读者如不惮烦，让我随手（真的是「随手」一翻）抄一段侯宜杰教授评袁之辞。我把袁世凯三字用xxx代之。读者可用袁、蒋、毛三公大名再补入而重读之。自己再「臣光曰」一下，就知道了。原文如下：

在xxx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身自由毫无保障。在北京，有权逮捕人的机关有十余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和北京警备司令部。侦探密布，军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杀头的惨祸。在「二次革命」期间，xxx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对反对者恣意杀戮，整个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无天日。议员伍汉持、徐秀钧，工党领袖徐企文皆被处以极刑。一般人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见上引「袁世凯全传」，页三三六－三三七）

这一段极其精彩动人的有关独裁者「次文化」的描述，对袁似稍嫌过分──非袁较蒋、毛仁慈也。是他的老特务东厂、锦衣卫、血滴子那一套，不够现代化也（搞秘密警察也有其「转型」的过程）。

这一段对蒋，尤其是对毛，则颇嫌不足。盖蒋所搞的还是以德、义、俄、日为师的那种老式的「警察国家」（policestate）;毛所搞的则是兼东西之长，已臻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policestatewithoutpolice）。这一老套路，我国自文武周公时代即已有之，所谓「使民战栗」也。至始皇帝搞焚书、坑儒，偶语弃市，而登峰造极。其后汉唐酷吏亦间有发明。──毛公所搞的则是冶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于一炉的，时人（包括侯宜杰教授）所说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用这套后文革名辞，袁世凯还不大够资格！

我们中国人学习西方「共和政体」何以走上这条绝路呢？小可曲不离口，讲了三十多年的「转型论（病）」，和黑格尔、马克斯师徒的「辩证法」，均可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司马光的「臣光曰的历史哲学」也可解释一部分──从行为科学的观点，回看司马光的「才德论」，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也；毕竟是中国人说中国事嘛。至于辩证逻辑那一套，原是从纯白种文明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套上东方文明，就死角太多了；「西方」的人权论，也跳不开这个框框──有暇当以历史史实印证之，以就教于高明。历史哲学若不以历史事实加以说明，就是「空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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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伪君子，莫作真小人

再具体的回溯一下。在清末明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转来转去没个出路。到头来大家都要搞「寡头政治」，搞个人独裁。此非袁、蒋、毛三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睹此，我们就可想象出问题之严重，不是司马光的单纯「才德论」所可规范了。

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事实上，在孙、袁、蒋、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而在此项追求之中，反以袁为最「低调」（lowprofile）。他口口声声只想做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那就于愿已足了。洪宪者，洪〔宏〕扬宪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