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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还有一个反例，中国足球，隔几年就谈一次方向，从来不提供方法，后果呢?

想想看，每届足协主席一上台，就要制定一个&ldo;未来十年发展纲要&rdo;。这届&ldo;世界杯&rdo;德国夺冠了，中国足球号召学德国。可是你仔细看那场比赛，德国跟阿根廷踢，阿根廷赢的可能性更大。德国后卫严重失误，阿根廷前锋一看好机会来得太突然，反而晕了。如果那两三个球进了，阿根廷夺冠，中国是不是就要学阿根廷?

一场比赛中的偶然性，将决定中国足球未来的必然方向，这太搞笑了。或者能彻底学德国、一直学德国，也没问题，可是这届&ldo;世界杯&rdo;之前咱们学的是西班牙。

所以，传媒也好，执政者也好，执行者也好，如果依然热衷于天天在那儿谈方向，从不提供方法，好的方向怎么实现呢?

如果没有特区的建立，中国怎么开放?如果没有土地承包的开始，改革怎么破局?在&ldo;聪明&rdo;的中国改革中‐很多时候&ldo;聪明&rdo;体现在字词的更迭上，失业改成了下岗‐如果没有&ldo;下岗&rdo;，怎么完成那次历史性的缓冲?

&ldo;摸着石头过河&rdo;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包括&ldo;不争论&rdo;&ldo;要允许去试&rdo;，不都是方法吗?

邓小平是一个既有方向又有方法的人。他明确了方向，同时用一种宽容的态度，鼓励大家提供方法。尤其在浙江，这种感受应该非常明显。浙江的经济模式就是在&ldo;不争论&rdo;&ldo;允许试&rdo;&ldo;放手&rdo;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有很多领导对&ldo;浙江模式&rdo;表示过赞赏，对吧?

有人开玩笑说，改革最初十几年，浙江的特色是一楼在写检讨，二楼在搞接待，三楼在写成绩汇报。这是很多年前，试验走得太超前了，偶尔写写检讨;同时，全国各地来参观学习的源源不断;本地领导又在写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经济又增长了多少。

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方向和方法的结合也早有定数。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ldo;道&rdo;，在&ldo;儒释道&rdo;中最该居首。&ldo;道&rdo;这个字怎么写?先要写一个&ldo;首&rdo;，接下来写一个&ldo;走之&rdo;。&ldo;首&rdo;是什么?脑袋，代表的是思考、方向。&ldo;走之&rdo;呢?行动。知行合一，缺一不可，顺序也不能错。

那么，对于传媒人来说，什么是方法呢?比如有些选题，乍一听好像不能做，问题是你找到能做的方法了吗?记者是干什么的?是陈述过程和记录事件的。可是现在很多媒体人把它简化了，上来就想直奔结论而去‐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事还是坏事‐岂有此理。

要知道，结论是危险的，过程是安全的;结论是方向，让审查你的领导都提心吊胆，但过程是方法，是行走，反而是安全的。媒体人真正应该追求的是细节和过程的阐释，而不是简单地只下结论。

很多年前，丁关根当宣传部长的时候，召集过一次中央台六七个人的小型座谈，我也在场。他问主管新闻的副台长：&ldo;《焦点访谈》一周七天是怎么安排的?&rdo;副台长说，一般情况下三篇正面的，三篇批评的，还有一篇&ldo;游击队&rdo;，就是不一定。

丁关根头也没抬说了一句：&ldo;在我看来，七天都是正面的。&rdo;

我的思维当时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为什么要纠缠于表象?哪怕连续一周都是看似负面的报道，但它有力地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文明的提升，促进了问题的进一步解决，难道那七期节目不是正面的吗?

这句话也让我明白，为什么在丁部长的任期，涌现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一系列新栏目，以及那一场电视新闻改革。这一切都是奔向好方向的方法，也真的蹚出一条通往正确方向的道路。

联系当下，我觉得又到了可以重新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有好方向更需好方法。

智商决定对手，情商决定结果

接下来说第二点，情商与智商。

前天的节目中，我评论习近平主席所说的&ldo;apec蓝&rdo;：这是一句既坦诚又高情商的话。我特别加了&ldo;情商&rdo;二字。因为习主席谈到，那些天他每天早起先看天气，担心有朋自远方来，被坏天气扫了兴。好在人努力，天帮忙，始终不错;想夸上两句，可又怕话说早了。有人给它起名叫&ldo;apec蓝&rdo;，很美好也很短暂，那么希望今后通过大家的努力，&ldo;apec蓝&rdo;能变成永久的蓝。

我为什么说他情商很高呢?一个互联网上诞生的词，被传统媒体放大，再被总书记说出来，前后不到一周，这样的经验在过去几乎没有。

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们，apec开幕前我去怀柔，怀柔宣传部长非常忧虑地跟我讲，最新的天气预报出来了，11月8日到12日，整个会议期间都有严重雾霾。从那天开始，石家庄车辆限行、济南停课停产，都跟这次天气预报紧密相关。

我也在心里打鼓，这能管用吗?结果证明很管用，因此才有了互联网上&ldo;apec蓝&rdo;这个说法‐最初不是表扬，而是吐槽，也包含着某些腹诽的成分。但是连发明这个词的人都没想到，总书记不仅直面，而且坦然引用，使得&ldo;apec蓝&rdo;突然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成为中国梦的一小部分，吐槽的含义没了。

我为什么说，很多时候执政领域在传播沟通方面智商很高，情商很低?大家想想看，当社会不断前行、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变成公民、社会越来越需要沟通理解的时候，官员和媒体人的高素质、高智商是必然的结果。但仅仅动用智商是很危险的行为。中国人常说一句话：&ldo;你以为谁傻呀?&rdo;如果你在那儿斗心眼，一个老百姓也许没觉出来，十个老百姓肯定有好几个觉出来的，就会产生抵触，甚至对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包括依法治国，其中必然也包括提升整个社会的情商，尤其是执政者的情商。一个国家的良性运转，一个社会要达成和谐，情商必不可少，甚至高于智商。

我经常跟我儿子说，智商决定你跟谁比赛，情商决定你比赛的结果。

再举一个反例，温州&ldo;7&iddot;23&rdo;动车事故发生时，正值高铁蓬勃向上的发展期。几十个生命的离去，加上陌生的新兴科技，一下子触动了中国老百姓的敏感神经。此刻该如何面对人们的情绪?

回顾汶川地震，当人们刚从新闻中知道这件事，总理已在飞往汶川的飞机上。民心所向，全社会立刻拧成一股绳去应对这场灾难。这体现了中国执政者的高情商。

但是温州动车事故的处理，却是一个极低情商的决定。一个死亡数十人的恶性事故，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居然让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出面，他摆得平吗?应该出面的是铁道部部长。出于种种原因，部长们没来，我认为部长们应该反思。由于你的不作为，后来把包袱甩给了总理。

大家可以去研究舆论曲线。那场新闻发布会，不仅没有舒缓民众情绪，反而火上浇油，进一步刺激了舆论对立。我当天晚上在直播中，就抨击了王勇平的很多说法，包括&ldo;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