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前奏群贤毕至北京大学2
一九一七年五月,胡适参加博士学位考试,被评为&ldo;大修通过&rdo;(但未正式获得博士学位)。六月离美。七月抵沪探母。八月,赴北京大学就任哲学研究所主任兼文科教授。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伊始,汪孟邹便将杂志寄给了胡适。于是,胡适从美国源源不断寄来文稿,后来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与陈独秀信函交驰,联络频繁。
陈独秀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职,便给胡适去函:&ldo;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rdo;此信使胡适下定归国之心。胡适到来,理所当然,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就在胡适步入北大校园几个月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颗耀眼巨星也进入北大。此人便是&ldo;北李&rdo;‐‐李大钊。那时,章士钊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力荐李大钊继任。于是,&ldo;北李&rdo;、&ldo;南陈&rdo;同聚于北大,共商《新青年》编辑之事。
就在《新青年》不断添翅增翼之际,钱玄同又从北京宣武门外冷寂的古屋里,把一个埋头抄碑文的人,拖进了《新青年》的轨道。此人出手不凡,在《新青年》上头一回亮相,便甩出一篇《狂人日记》,使旧文坛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地震!那年月,同乡的概念颇重,北京城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同乡会馆。绍兴会馆坐落在北京宣武门外。据说,那里院子中的一棵槐树上,吊死过一个女人,所以无人敢住,倒是一个剃着板刷般平头的绍兴汉子不信鬼,独自在那儿下榻。他图那儿清静,又不用付房租,就在那儿终日抄录古碑文。地点冷僻,况且抄碑者心似枯井,与外界极少来往,几乎没有什么客人惊扰。只有他的一位穿长衫的老同学,偶尔光临。他俩在日本曾同为章太炎门生,所以攀谈起来,倒也投机。
这位来访者,便是《新青年》编辑钱玄同。那位抄碑者姓周名树人,后来以笔名鲁迅著称于世。
他俩曾有过一番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谈话。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这般描述:
&ldo;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rdo;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ldo;没有什么用。&rdo;
&ldo;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rdo;
&ldo;没有什么意思。&rdo;
&ldo;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rdo;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ldo;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rdo;&ldo;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rdo;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借助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鲁迅先是成为《新青年》的作者,继而加入编者的队伍。到了一九二○年秋,鲁迅应聘担任北京大学讲师,进入了北大。其实,在与钱玄同作那番谈论之前,鲁迅已经注意《新青年》。据《鲁迅日记》载,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九日,他曾给当时在绍兴的周作人寄十本《新青年》。这十本《新青年》,或许是陈独秀所赠,也许是蔡元培所送。
一九一七年三月,由于鲁迅、许寿裳的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译员,于是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大。同年九月,周作人成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
钱玄同向鲁迅约稿,鲁迅又介绍了弟弟周作人。于是,周氏兄弟进入《新青年》行列。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力主改革,招贤纳士,众星汇聚北京大学,而陈独秀身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也就把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学者,纳入《新青年》编辑部。《新青年》新增一批骁将,面目一新,战斗实力大大加强。如沈尹默所回忆:&ldo;《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rdo;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后来,到了一九一九年一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刊载《本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又稍作调整:&ldo;第一号,陈独秀;第二号,钱玄同;第三号,高一涵;第四号,胡适;第五号,李大钊;第六号,沈尹默。&rdo;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在沉闷的中国大地,《新青年》发出一声声惊雷: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提倡白话文、白话诗;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鲁迅的《狂人日记》,举起了反孔教的旗帜;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的随感录,向封建迷信发起了进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的胜利》以及后来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毫不含糊地在《新青年》上歌颂苏俄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