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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1页）

他们的第一个计划是简化言辞。他们的方法就是把多音节词缩为单音节词，把动词和分词省掉，因为事实上可以想象的事物都是名词。

第二个计划是取消语言中所有的词汇。大家认为这种改革不但对于身体健康有益，同时，对表达思想更加简练也有好处。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说出一个词来多多少少都会侵蚀肺部，结果也就缩短了我们的寿命。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补救办法：既然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在谈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把表示意见时所需要的东西带在身边，不是更来得方便吗？要不是妇女和俗人、文盲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发明早就已经实现了，这对于这个国家的臣民有莫大的方便，也有益于他们的健康。但是妇女和俗人、文盲们要求有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用嘴说话的自由，不然他们就起来反抗。俗人常常是与科学势不两立的敌人。不过很多硕学聪明的人还是坚持执行这种以物示意的新计划：这种办法只有一点不方便，如果一个人要办的事情较多，范围也较广泛，他就不得不把一大捆东西背在背上。除非他能雇一两位健壮的仆人在旁帮助，他就不能便利行事。

我常常看到两位学者被背上的重荷压得要倒下去，像我们的小贩一样。他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就会放下负担，打开背包，整整谈上一个钟头。谈完话以后，才把谈话工具收起，彼此帮忙把负荷背上，然后分手道别。

但是，如果谈话时间很短，只要把工具放在衣袋里，或者挟在臂下，也就很够用的了；如果是在自己家里谈话．那他就不会为难。所以在用这种办法谈话的人聚会的房间里都摆满了各种东西，凡是这种矫揉造作的谈话方法所必需的设备都近在手边。

这种发明还有一大好处；它可以作为一切文明国家都可以通晓的共同语言，因为各国的货物、器具大体相同或者类似，所以它们的用途就很容易了解。这样，驻外大使尽管完全不懂外国语言也有资格和外国的亲王&lso;大臣打交道。

我到了数学学校，那里的教师的教授方法是我们欧洲人想象不到的。命题和证明都清清楚楚地用头皮一样颜色的墨水写在一块薄薄的饼干上。学生们把饼干空腹吞食下去，以后三天只准吃一些面包，喝一点水。饼干消化之后，色彩就带着命题走进了脑子。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一方面因为墨水的成分有错误，一方面因为孩子们性情倔强，他们觉得这种药吃下去令人作呕，所以他们常常躲到一边，不等它们发生作用，就把它们吐了出来。同时他们也太不听话，并没有按照处方上的要求，实行长时间的禁食。

第六章

科学院概况（续）。

作者提出几项改进意见，都光荣地被采纳了。

我在政治设计家学院受到了冷遇；照我看来，学院里的教授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看到这种情景我不由感到悲伤。这些郁郁不乐的人正在提出规划：劝说君王按照个人的智力、才能和德行来选择宠臣；教导大臣考虑公众利益；奖励立下了功勋、才能出众和作出出色贡献的人；指导君王把自己的真正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放在同一基础上加以认识；提拔力能胜任工作的人担任官职；他们还提出了一些荒诞不经、无法实现的空想，那都是以前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这使我更加相信一句老话，这句话就是：凡是夸张悖理的事，　无一不为一些哲学家认为是真理。

但对于科学院的这一部分我要说句公道话：必须承认科学院的人并不完全是幻想家。

这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医生，他似乎精通政府的性质和体制。这位名人善于应用自己的学识给各公共行政机关所常犯的一切弊病和腐化堕落行为找出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弊病一方面是因为执政者犯下了罪行和过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被统治人民放纵淫逸所造成的。比方说，所有作家和理论家一致认为，人体和政体严格地说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什么比这点来得更明显呢？既然人体和政体都应该保持健康，那么同一处方不就可以治愈两者的共同疾病吗？大家都认为，参议员和枢密顾问官常常犯噜嗦、冗长、感情冲动的毛病，以及其他歪风邪气，他们头脑里有许多毛病，而心病更多；他们有时剧烈地痉挛，两手的肌肉和神经痛苦地收缩，特别是右手的肌肉和神经更是如此；有时他们还会动肝火、腹胀、头晕、昏迷；有时他们还会生含有致命毒脓的瘰疬肿瘤；还会犯酸性逆气、吐沫、善饥易饿、消化不良，以及许多其他病症，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因此，这位医生建议：参议院开会时，头三天得请几位大夫列席，每天辩论完毕，他们就替每一位参议员诊脉；经过周密考虑，讨论出各种病症的性质和治疗方法以后，医生们就应该在第四天带着药剂师，预备好各种对症药品赶回参议院；议员入席以前，让每人按照病情服用镇定剂、轻泻剂、泻利剂、腐蚀剂、健脑剂、缓和剂、通便剂、头疼剂、黄疸剂、去痰剂、清耳剂；在下次开会时，再按照药性决定是否再服，换服它药，或者停服。

这一计划对公众负担不会很大，所以我认为在参议员有立法权的国家里，这对于提高办事效率会起很大作用。它可以造成全场一致的气氛，缩短辩论时间，让缄默的人讲话，叫乱说话的人住口；改正老年人的执拗，遏制青年人的性急；让糊涂人清醒，也使冒失鬼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