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rdo;
如此等等,周而复始。
多年来,见到我的人常问我在写什么,我总是回答说,主要是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一次我对电影制片人哈里森&iddot;斯塔尔说这话时,他扬起眉毛问道:&ldo;是一本反战作品吗?&rdo;
&ldo;我想是的。&rdo;我说。
&ldo;当我听说有人写反战作品时,你知道我对他们讲什么?&rdo;
&ldo;不知道。你说啥,哈里森&iddot;斯塔尔?&rdo;
&ldo;我说呀,与其写反战作品,何不写反冰河的作品?&rdo;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战争总会有的,反对战争就像拦截冰河一样,谈何容易。我也这样想。
即令战争不像冰河那样不停地涌来,人总还是要死的。
前两年。当我着手写这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著时,我想打电话给老战友伯纳德&iddot;弗&iddot;奥黑尔,问他我是否可以去看他。他那时是宾夕法尼亚的地方检察官,而我是住在科德角的一个作家。我们在部队里当过兵,是步兵侦察兵。我们从没指望战争后发什么财,但是我们生活得很好。
我让贝尔电话公司找他,贝尔电话公司很有办法,设法找到了他。有时在深夜我会发病,发病时就想喝酒和打电话。我喝醉酒,散发着玫瑰花和芥子气的味儿,便把妻子熏跑。然后我就庄重而文雅地拿起电话筒,请电话员帮我跟多年不见的这个或那个朋友接通线路。
就这样我与奥黑尔通了电话。他身材矮小,而我个儿高大。
战争期间我们是亲密的伙伴,我们曾同时被捕。我在电话里说明我是谁,他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他还没有上床,正在看书,他家里的人却都睡着了。
&ldo;听我讲‐‐&rdo;我说,&ldo;我正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我希望有人帮我回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到你那里去看你,我们可以一块儿喝酒,聊天,回忆。&rdo;
他的反应并不热烈。他说他记的事情不多,但是他还是叫我去。
&ldo;我认为处死可怜的老埃德加&iddot;德比是全书的高潮,&rdo;我说,&ldo;这是极大的讽刺。整个城市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就在这时候一个美国士兵因为拿一只茶壶而在废墟中被抓了起来。他受到一般的审讯后,就被行刑队枪毙了。&rdo;
&ldo;嗯。&rdo;奥黑尔说。
&ldo;你不认为这件事的确应当成为全书的高潮吗?&rdo;
&ldo;这个问题我一窍不通。&rdo;他说,&ldo;你懂这一行,我可不懂。&rdo;
我确实靠贩卖高潮、惊险的情节、人物素描和精彩独特的对话来维持生活,我曾多次拟过德累斯顿故事的写作提纲。其中最好的.或者也可说是最美的一个是写在一卷糊墙纸的背后。
这份提纲是用我女儿的颜色笔画的,一种颜色代表一个主要人物。糊墙纸的一端是故事的开头,另一端是结尾,两者中间的全部空白是故事的中间部分。蓝线碰到红线然后碰到黄线,黄线突然中止,因为黄线代表的那个人物死掉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顿的毁灭是用橙色的井字形垂直线条表示的,凡通过它而幸存的线条就出现在纸的另一边。
这些线条停止的终点是哈雷市外易北河岸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着雨。欧洲的战争已结束两个星期了。我们‐‐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全都列队站在那儿,由俄国士兵看守着,我们成千上万的战俘即将获得释放了。
在甜菜地的另一边是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等,由美国士兵守卫。在雨中进行了战俘交换‐‐一个换一个。
奥黑尔和我与其他许多人爬上一辆美国大卡车的后面。奥黑尔没捞到什么战利品。其他人几乎都有。我的战利品是德国空军使用的一把正规马刀,我至今仍保存在身边。我在本书中称之为保罗&iddot;拉扎罗的那个发狂的小个子美国人大约有一夸脱钻石、绿宝石、红宝石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德累斯顿地窑里死人身上取下来的。
就这么回事。
一个傻头傻脑的英国人,牙齿掉光了,把他的战利品全收在一只帆布背包里。这只背包就放在我的脚背上。他不时地眯着眼睛看看背包,并扭着他细而瘦的脖子,转动眼珠,想发现有谁向他的背包投来贪婪的目光。他还用布包拍打我的脚背。
我以为他是无意的。但是我错了。他总得向谁显示一下他背包里的东西,而他认为我是可以信任的。他与我的目光相遇,眨眨眼,打开了背包。其中有巴黎铁塔的石膏模型,上面涂了金,里面还有一只钟。
&ldo;这玩艺儿真好。&rdo;他说。
飞机把我们送到法国的休养营地,那儿的巧克力、麦酒、冷冻牛奶及其它富有营养的食物把我们养得像个胖娃娃。然后我们被遣送回国,我还要了一个漂亮姑娘,她也养得像个胖娃娃。
我们还有了小孩。
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我也成了一个许多往事萦怀,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在下叫雍永森,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工作单位是木材厂。
有时在深夜里,我妻子上床后,我想打电话给我从前的女朋友。&ldo;电话员,不知道你能否告诉我某某太太的电话号码。我想她住在什么什么地方。&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