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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6章（第1页）

当农民群众自发反帝斗争方兴未艾之际，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发动的变法运动兴起来了。这个运动的主题是变法图强，即变封建地主阶级之法，图资产阶级之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以期中国臻于富强之境，挽救瓜分的危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ldo;公车上书&rdo;把维新思潮推向政治运动。因此，可以说，甲午战后发生的&ldo;公车上书&rdo;，是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让位于维新运动的标志。以救国为宗旨的维新运动，是在批判&ldo;中体西学&rdo;论中开展起来的。面对甲午战后的瓜分危机，维新志士们痛切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仅认识到前此所谓西学，只是&ldo;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rdo;，不过&ldo;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rdo;而已。维新运动则与洋务运动根本不同，它高举救亡图存的爱国旗帜，反复阐述&ldo;能变则全，不变则亡&rdo;的哲理。维新派提出的&ldo;救亡&rdo;口号，振聋发聩，激动人心，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一时蔚为社会风气，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然而，维新派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在理论上是虚弱的。维新变法学说是以庸俗进化论为理论基础，而其天赋人权论也只是作为论证君主立宪的理论根据，并没有由此得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结论。维新派所学来的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学说，跟中国封建主义只能打几个回合，便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所击败，宣告退却了。

甲午战争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的同时，又把资产阶级革命派引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还在甲午战争期间，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即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大声疾呼&ldo;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rdo;，并发出了&ldo;振兴中华&rdo;的呐喊。他在会员誓词里提出了&ldo;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rdo;注12的纲领性口号。《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深悉清朝统治业已腐朽透顶，不可复振，便开始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后，清政府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无遗，成为人民革命的众矢之的。于是，革命终于成为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扬弃了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消极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注入了崭新的内容。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把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联系起来考察，认清了清政府的卖国本质，因此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必须同推翻清政府的斗争结合起来。这种认识上的升华。使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二，认为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并严格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这是革命派在政治上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其三，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这是留给我们至今仍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方法和任务提出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这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进程中是一次重大的飞跃。

甲午战争是持续时间达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的最重要的一次实践。洋务运动本是以&ldo;富国强兵&rdo;为目标的。&ldo;富国&rdo;与&ldo;强兵&rdo;相互联系，但重点是&ldo;强兵&rdo;。洋务运动就是首先从军事工业搞起，而后推衍到民用工业的。在&ldo;自强&rdo;的口号下，洋务派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如整饬海防、建制造局、设厂造船、筹建海军等等。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远东的国际环境比较缓和，对中国实现自强是个有利的时机。在运动的前期，其效果也是明显的。在此期间，左宗棠取得了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获得大捷；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以日兵配合开化党人制造政变也遭到了失败。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法国权威人士评论说：&ldo;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rdo;注13这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洋务派所推行的改革，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引进科学技术和创办新式企业，即改善生产力，却根本不想去触动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任何真正的社会改革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洋务派的改革却只是浅尝辄止，长期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没有进一步深化下去，因此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时光荏苒，逝波难再。其结果，是使中国失去了这次有可能实现自强的大好机遇。甲午战争的实践，终于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最后失败。这　　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值得后来人进行认真的反思。

‐‐全书完‐‐

注释：

注1转见《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9页。

注2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85--186页。

注3石井宽治：《日清战后经营》，见《岩波日本史讲座》（1976年改订版），近代部分（4），第54页。

注4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中译本，上册，第293页。

注5日本大藏省：《金融事业参考书》，转见东京大学出版会：《日本经济史大系》第6卷，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