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期间,我同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举行了三次会谈,共约六个半小时。会谈的重点是柬埔寨问题。
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肯定了1988年8月中苏副外长工作会晤和9月两国外长纽约会晤所取得的某些一致意见,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各自主张。我着重指出,越南军队应在1989年6月底以前全部从柬埔寨撤出,中苏在越南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应有一致的主张并促其实现。同时,在越南全部撤军后,所有外国(包括越南)都应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不支持任何一方打内战。关于柬埔寨内部问题,我没有深谈,只简要重申了中方关于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冻结、削减以至解散各方军队,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实行严格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等主张。苏方表示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应尽早全部撤军,但认为,越南撤军、国际监督机制和国际保证的建立,同不恢复柬埔寨过去的政策、实现柬埔寨内部各派之间以及印支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继续对话,应是平行的进程,主张柬埔寨各方达成政治解决协议后,所有国家应立即停止对柬埔寨任何一方的军援。
苏方不愿明确承诺的是促越南撤军的期限,称苏联&ldo;无法对越南发号施令&rdo;,但苏方转达了越方同我们直接讨论时间表问题的愿望,希望中越直接对话,以加快政治解决进程。看到双方的意见在接近,我们提出,可将越南自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确定为1989年6月底到12月底之间。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
最终的结果是,中苏两国外长指派的工作小组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就柬埔寨问题以《共同记录》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并经我和谢瓦尔德纳泽确认。其核心内容是:中苏双方主张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至迟在1989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表示愿意做出自己的贡献,以促使上述目标的实现。
我和谢瓦尔德纳泽还讨论了关于苏联在蒙古驻军、两国边境地区驻军裁减、边界谈判等问题,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1989年2月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回访,目的是为高级会晤做准备。我同他举行了两次会谈,重点仍然是讨论柬埔寨问题。我接过苏方的建议,同意在已经达成的两次《共同记录》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并就柬埔寨问题公开发表一项声明,概述中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一致主张。这个声明及举行高级会晤的时间将作为一揽子协议共同发表。
在双方商定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后,苏方突然耍起了手腕,出尔反尔,表示不愿意发表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而只宣布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2月3日,谢瓦尔德纳泽抵达上海。第二天,小平同志将接见他。深夜,苏方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不同意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
面对苏方的要挟,我们立即反击。4日清晨我们通知苏方,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同意暂不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但同时也先不公布双方商定的5月中旬举行高级会晤的日期。
在小平同志会见谢瓦尔德纳泽前,我向他汇报了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后退的情况,并建议关于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也暂不公布,由双方继续商谈。小平同志表示,&ldo;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不能变,但是我今天不说访问日期,这由你们去谈&rdo;。
会见时,谢瓦尔德纳泽一上来就向小平同志表示,&ldo;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昨天我同钱其琛外长谈了这个问题&rdo;。他的用意显然是先请小平同志确认高级会晤的日期,使之成为既定事实,从而绕开柬埔寨问题,再压中方让步。
小平同志马上做出反应,说,&ldo;你们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我听你们指挥&rdo;。
接着,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再次强调了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
谢瓦尔德纳泽眼见自己的打算未能实现,只好表示柬埔寨问题还是可以继续讨论。
4日中午,在返京的飞机上,两国副外长再次进行了商讨,但仍相持不下。谢瓦尔德纳泽原定到达机场后立即转飞巴基斯坦,但到达北京后,就直奔苏联使馆,离京的时间一推再推。我采取在机场守候的办法,坚持要求双方达成协议后同时发表共同声明和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一直等到了天黑,谢瓦尔德纳泽到了机场,我们在候机室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我表示,你的访问是成功的,双方的会谈,以及同中方领导人的会见,都有成果,但说话做事不应出尔反尔,要知道,我们两国关系还没正常化呢!发表共同声明,是苏方提出来的建议,我们同意了,双方的工作小组也做了大量工作。出现目前这种情况,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件事本来是谢瓦尔德纳泽做了手脚,现在,他见事情无法收拾,就赶紧做出埋怨罗高寿副外长不会办事的样子,同时又向我诉苦,说苏方在涉及柬埔寨问题上确有难处,事情复杂。见我不为所动,最后,他不得不同意留下两位司长,继续同中方商谈,自己先乘飞机离去了。
次日,双方工作小组连夜工作,达成协议。2月6日,双方同时发表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那天正好是那年农历的正月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