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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五年后，我应邀到格鲁吉亚访问，在那里又见到了谢瓦尔德纳泽。此时，他已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总统了。我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他亲自举行欢迎宴会，并到机场送行，比当年在莫斯科时热情多了。

高级会晤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如期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40多年来，中苏两国关系，见证了几代人的努力，经受了火与血的考验，充满了坎坷曲折和戏剧性的变化。我1954年第一次到苏联时，还是一个26岁的青年，前后在苏联度过了近十年的外交生涯；又作为特使，参加了长达七年、有着许多不眠之夜的中苏政治磋商。今天，终于迎来了两国人民期待已久的重要时刻‐‐中苏高级会晤，心情不能不格外激动。

中苏领导人的会晤，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此次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接待礼仪，小平同志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面时&ldo;只握手，不拥抱&rdo;‐‐这言简意赅的六个字，表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形象地勾勒出两国未来关系的定位。

至于双方会晤的主题，小平同志提出了思想深邃、语言明晰的八个字：&ldo;结束过去，开辟未来&rdo;。

5月16日上午10时至12时30分，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记得那天小平同志精神矍铄，情绪极好。他的记忆力惊人，谈话不用稿子，但条理清晰，用语简洁准确。他先从两个方面回顾了历史：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的损失，二是近几十年来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小平同志总结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中苏关系，强调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又说，虽然如此，中方从未忘记，苏联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曾帮助中国奠定工业基础。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小平同志说，他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讲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讲这些过去的事，目的是为了前进。不是要求再和苏方进行辩论了。这些历史账讲了，问题就一风吹了，重点是放在未来。

戈尔巴乔夫表示，关于俄国、苏联与中国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东西苏方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但在不太久远的过去，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是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的，并赞同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表态是比较得体的，他显然也是有备而来的。前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在其名为《跨越时空》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曾对其陪同人员说，他打算像晚辈同长辈谈话那样去同邓小平会谈。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价，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所谓开辟未来，是指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间关系，明确今后两国新型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应当遵循的准则。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认为，&ldo;苏中高级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国关系将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之上。我们的出发点是，苏中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它同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有机地结为一体&rdo;。

高级会晤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正式确认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确定的两国国家关系准则。这样就形成了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更不同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那种对抗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其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完全新型的国家关系不仅最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两大邻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

如今回顾起来，当时把握住了历史时机，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意义十分重大。此后，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多变的非常时期。当年确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框架，成为了中俄迅速建立起超越意识形态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进而发展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确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果当时错过了有利时机，后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天，正当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中苏高级会晤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时，人民大会堂外面却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并最终形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中国的外交，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了！

第二章　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

凡尔赛宫夜宴

1991年10月23日晚7时许，在巴黎克雷贝尔国际会议中心，一个隆重的签署仪式正在举行。柬埔寨的各方人士和18个国家的外长，一共30位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一一在英、中、法、俄、柬五种语言的文本上，代表各自的派别和国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是：以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最高委员会全体12名成员、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思、文莱外交大臣博尔基亚、加拿大外长麦克杜格尔、法国外长迪马、印度外长索兰基、印尼外长阿拉塔斯、日本外相中山太郎、老挝外长奔&iddot;西巴色、马来西亚外长巴达维、菲律宾外长曼格拉普斯、新加坡外长黄根成、泰国外长阿沙&iddot;沙拉信、苏联外长潘金、英国外交大臣赫德、美国国务卿贝克、越南外长阮孟琴、南斯拉夫外长隆查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