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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章（第1页）

关于张献忠在四川杀人过多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这首先是因为地主阶级的疯狂反扑引起的。把事情说成是张献忠天性好杀、残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诬蔑。史籍中常常回避张献忠在四川前期和后期政策上的变化，而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把后期客观形势的改变和主观判断上的错误而杀人过多，说成是一贯如此。比如大西政权的开科取士，其前两次都是真正的延揽人才，安排官职。只有最后一次才是借口举行&ldo;特科&rdo;，屠杀士子。在许多史籍中故意含糊其词，光说张献忠假借科举，把四川的读书人杀戮一空，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有的封建史籍，把张献忠杀人的情况和数字夸大到极其荒诞的地步，如清初封建文人毛奇龄说，仅从丙戌（大顺三年，公元一六四六年）年正月张献忠&ldo;命四将军分路草杀&rdo;，到五月回成都报告，所杀人数合计竟高达六亿九千九百余万，此外所杀者尚未计算在内（73）。明后期全国人口数仅六千多万，毛奇龄撒下弥天大谎，编造张献忠在四川一省（实际上大西政权当时所能控制的只是成都附近州县）杀的人数，竟超过全国总人口的十倍以上。这种无耻的梦呓，居然被清朝统治者主持修撰的《钦定明史》所沿袭。在该书卷三○九《张献忠传》里，竟赫然大书，&ldo;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rdo;。有的史籍还绘声绘色地著意渲染，胡说什么张献忠杀人，竟至于&ldo;流血若奔涛，声闻数里。锦江尽赤，河水不流。&rdo;（74）这类狺狺狂吠，适足以暴露封建统治者们对起义农民的仇视心理而已，毫无史料价值可言。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正视包括张献忠在内的大西政权领导人的错误。把凡被大西军所杀的人都说成是该杀的，都是农民革命的死敌，不仅违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从中总结历史的教训。除了前述汪兆龄之流的顺风吹火以外，张献忠本人的偏激情绪，也是造成镇压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存大西政权所立的张献忠&ldo;圣谕碑&rdo;，颇能反映他当时的思想。碑文只有两句话：&ldo;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rdo;（75）这道&ldo;圣谕&rdo;，虽不象统治阶级捏造的那样，下面还有七个&ldo;杀&rdo;字，但它确实明白无误地反映了张献忠的变态心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仇恨扩展成了对人的厌恶。张献忠何尝不知道&ldo;天意从来高难问&rdo;，他所说的天只不过是他自己。有的史料记载，&ldo;张献忠常曰：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rdo;（76）在他眼里，是四川百姓忘恩负义，只有由他这位上天之子来恭行天罚了（77）。张献忠忘记了，他和部下军队吃的是百姓种的粮，穿的是百姓织的布，忘记了他在玛瑙山战役之后，正是在川东山区百姓的掩护下，才免于被官军歼灭，也忘记了正是千千万万的百姓跟着他打江山，才把他捧上了皇帝的宝座。张献忠用自己创造的天与人之对立，代替了现实生活中富与贫的对立，正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ldo;圣谕碑&rdo;，是张献忠为自己在镇压官绅地主叛乱时滥及无辜愚蠢作法的辩护。

史籍中谈到大西军在四川的举措时，常常同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联带论述，这样做不是有意中伤，便是无知妄说。明清之际，四川人口急剧下降是事实。封建统治阶级把这笔账全都挂在张献忠名下，是极为不公的。造成四川许多地方荒无人烟、人口锐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明朝军阀的屠戮平民（78），清军的滥杀无辜，摇黄等武装的蹂躏百姓；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肃反无边，当然也应负一部分责任。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连年兵荒马乱，生产大面积停顿，人民大批地死于饥饿（79）、相食（80）、虎害（81）、瘟疫（82），向外逃亡的也不在少数。在批驳封建史籍诬蔑大西军&ldo;屠蜀&rdo;的时候，还应当指出，直到张献忠牺牲、大西军转入云贵时，四川遭受的破坏还是比较有限的。此后四川的人口仍在大幅度下降，这是可以列举材料加以证明的（83）。

第四节张献忠的牺牲及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

从一六四五年起，大西政权所面临的局势就逐渐恶化起来。四川各地的反革命势力嚣张一时，大西政权控制的地区逐渐缩小。就全国而言，李自成部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被清军摧毁了，南明弘光政权也跟着覆亡，民族矛盾已经上升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清政府为了实现其征服全国的野心，在东南和湖广地区大举用兵，企图镇压大顺军余部和其他汉族士民的抗清斗争。而对于张献忠则一再派人进行招降，妄图不费一兵一卒便掠定四川。顺治二年春，清陕西总督孟乔芳致书大西川北巡抚吴宇英，&ldo;令其说张献忠投降&rdo;（84）。同年秋，清湖广等地总督佟养和也派人&ldo;持书与告示往四川招抚张献忠&rdo;（85）。张献忠对清政府的招降嗤之以鼻，根本不予理会。当他发现吴宇英在广元暗自组织反革命乡勇，准备叛投清方时，便断然派兵平叛，处死了这个反复无常的官僚（86）。

于是，清廷改而采用军事征讨和政治招降双管齐下的方针。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多尔衮任命驻防西安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加派左翼固山额真巴颜、右翼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等率兵前往陕西，&ldo;会剿四川，征讨叛逆&rdo;（87）。同一天，又颁布了招抚张献忠的诏书和告四川文武各官兵民人等的谕旨。诏书说：&ldo;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因远在一隅，未闻朕抚绥招徕之旨，是以归顺稽迟。朕洞见此情，故于遣发大军之前，特先遣官赍诏招谕。……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所部将领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赏，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rdo;谕旨说：&ldo;凡文武官员兵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倘抗拒不服，置之重典，妻子为奴。开诚投顺者加升一级，恩及子孙。有擒献贼渠将佐者，论功优升，永同带砺……。&rdo;（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