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小说网

第130章（第1页）

（74）康熙《四川成都府志》附《蜀难纪略》。

（75）参看《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三期，胡昭曦：《四川地区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些碑石》。

（76）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

（77）《圣教入川记》中，记载张献忠按自己的意思作成谚语道：&ldo;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rdo;，实际上就是这个&ldo;圣谕&rdo;经过两次转译之后，在文字上出现的差异。据说张献忠自鸣得意，叫传教士&ldo;将此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rdo;同书还记载了张献忠对传教士发的谬论：&ldo;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rdo;，&ldo;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rdo;等等。这种语言同现存&ldo;圣谕碑&rdo;文，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78）如光绪三十一年《内江县志》说：&ldo;官兵之虐，甚于流贼&rdo;（卷十二，《外纪》）。欧阳直《蜀乱》记：&ldo;又合阳土豪李调燮，尝对余言及彼集士兵扎寨，时无粮，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拏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俱按整猪羊法。彼受招安入杨展营，人赠以绰号曰万人坟。&rdo;

（79）当时江津人士龚懋熙记载说：&ldo;时天下无主，官兵所过尤烈于贼，里巷恣睢雄杰之徒，借起义为名，驱民为兵，众至千、万，文士反依依焉。督抚崇衔、侯伯重爵，攫而取之，在廷唯唯而己。其究也，民尽为兵，废耕绝食，旋亦自相食以尽，全川自此烟火断绝凡十五年。&rdo;（嘉庆九年《江津县志》卷十五，《艺文》，龚懋熙；《叙略》）。又如南明范文光、曹勋在雅安搜括百姓的粮食，竟至于&ldo;已播谷种，亦漉来作食。&rdo;官军在路上碰见百姓，那怕只有一碗米也&ldo;杀而夺之。由是僵尸横路，白骨遍野。&rdo;（李蕃：《雅安追记》）时人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也说，&ldo;时蜀土不耕已二年，余粮罄竭，民惟拾穭谷，采野蔬以充腹，已有人相食者。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蜀难至斯转剧，民存十不能一矣。&rdo;又，欧阳直《蜀乱》云：&ldo;时官兵无粮，曾英条议云：今沿江闲田，一望荒芜，各营所获牛只颇多，请准兵丁择便屯种，无事则登岸耕作，有警则登舟敌忾。阁部（王应熊）以田地乃朝廷疆土，百姓己业，未经奉旨，何得给兵，不允其说。于是，营兵尽抢劫以自活。自叙、泸以至重、涪两岸，打粮至一月路上，地方残民尽饿死，田土尽荆莽矣。&rdo;

（80）明末清初四川&ldo;以人为粮&rdo;的现象相当普遍。这里举几个例子：崇庆州有袁姓一家兄弟五人，&ldo;奉母偕众避难，至晚无食，众择其肥大者杀而食之。五人已杀其四，第五子奉母逃到他县，竟免其难&rdo;（光绪三年《崇庆州志》卷十二，《杂识》）又如时人欧阳直，&ldo;自内江同溃兵过威远，遇十数饥人邀于路，见人众不敢近，犹狂呼曰：&lso;走不去，丢下两个与我们做粮饭罢。&rso;&rdo;他自己在顺治三年，由南明四川巡抚马乾委任为安居县令，抵任后，&ldo;忽一夜有人告余曰：&lso;我辈久无粮食，每藉人为食，渠等今且欲谋及县君矣。&rso;，说得欧阳直头皮发麻，连夜逃走。（《蜀乱》）

（81）如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记载：&ldo;蜀保（宁）、顺（庆）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以千计。相率至郭，居人移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窟，数百里无人踪，南充县尤甚。&rdo;（卷十六，《外纪》）

（82）张宏畉：《邑志纪闻》载，顺治四年&ldo;又加瘟疫流行，名马蹄瘟，患者多死&rdo;。（嘉庆十八年《峨眉县志》卷九，《艺文》）

（83）如川北的广元县，在顺治五年清朝知县高培元抵任时，&ldo;百姓农业尽废，至是每市米一斗，价五两（按，明清正常粮价约为一石价银一两，此时高达五十倍），百姓易子析骸，弱肉强食。且疫疠流行，死亡遍野，苟全性命者仅十一于千百。&rdo;（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又如同治《绵州志》记载，顺治五年和六年&ldo;全蜀大饥，人民相食，逃亡几尽。&rdo;（卷，《祥异》）清军的横征暴敛是造成饥荒的重要原因。如顺治五年清朝总兵&ldo;柏（永馥）、马（化豹），芦（卢光祖）等，复镇顺庆，而一时粮饷不继，夏取民之麦，秋又取民之禾。起视斯民，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如之何其使民不饥而死也。&rdo;（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卷十六，韩国相:《流离外传》）清初安岳人周于仁说，&ldo;迨戊子、己丑（顺治五、六年），五谷无遗种，斗米三十金，民皆采掇草子树皮野果为食，绝盐味，无定居。&rdo;加上&ldo;以人肉为家常饭&rdo;的土匪和&ldo;能破壁、升屋、上树伤人&rdo;的虎害，才造成安岳和岳至&ldo;两县绝人迹，少烟火者二十余年&rdo;的局面（见道光二十一年《安岳县志》卷十五，《祥异》；又见光绪二十三年《续修安岳县志》卷四，《外纪志》）。这些材料都说明，在顺治三年张献忠牺牲、余部经贵州转入云南以后，四川才经历了一场最严重的破坏。

（84）《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八九页，《陕西总督孟乔芳启本》。

（85）同上书，第四九二页，《总督八省军门佟揭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