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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1页）

朱由检的为人，颇有点乃祖万历皇帝朱翊钧之风。史家说他&ldo;言脧削则喜，请兵食则怒&rdo;17，&ldo;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命，密如牛毛&rdo;18，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在农民已经被迫拿起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的时候，他不仅没有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反而加紧了压榨。崇祯二年七月，户部左侍郎李成名眼见催征饷银实在难以足额，建议以九分为率，朱由检却仍坚持按十分通解19。三年九月，巡按御史李应期要求豁免陕西一省的欠赋，朱由检拖到这年年底，才勉强答应免去崇祯元年和二年积欠在民的税额，当年的欠税仍不准免20。四年二月，户部无钱发兵饷，向皇帝乞讨内帑，朱由检也一口拒绝（21）。特别是在崇祯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他又发布了全国增派辽饷的诏令：

&ldo;向缘东事倥傯，履亩增赋，豁寝无日，久轸朕怀。乃迩来边患靡宁，军兴益急，户部谘奏再三，请于每亩除见加九厘外，仍再征银三厘，前后共银一分二厘。惟北直保、河六府向议免征，今量行每亩加征六厘。前项俱作辽饷，事平即行停止。朕因廷议既协，权宜允从。凡我百姓，各有同仇之志，能无好义之思？……&rdo;（22）

同月，户部管理新饷的右侍郎周士朴报告说，加派和杂项两种赋税，经过多次催促，各地仍然没有解运到部。要求严诘各省巡抚和巡按御史，限部文到达三天之内，开列拖欠官员职名具奏。朱由检立即同意由&ldo;户部勒限各抚按查拖欠根因，一一指名纠参，以凭惩处；如过限不参，一体重治。&rdo;（23）为了防止官官相护，他在次年九月，特别派了一个&ldo;有心计&rdo;的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设署建牙，以总督体统行事（24）。四年十二月，朱由检见考选官员中，不少人在任职期间没有征足钱粮，大发雷霆，把户部尚书毕自严关进监狱。廷臣上疏营救，他痛加训斥。&ldo;自是考选，唯论钱粮，不及抚字，士风一变。&rdo;（25）

明廷一面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企图运用招抚的手法瓦解农民起义；一面又凶残暴戾地加紧向农民追逼赋税。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充分暴露了朱由检等人的伪善嘴脸。当时奉命前往陕西赈济灾民的御史吴甡就说过：&ldo;是时州县官仍行催科，死逃徭粮，皆责见在户代纳，流离载道。&rdo;（26）

饥民们拿着受抚时发给的&ldo;免死票&rdo;回到家乡，等待他们的依旧是饥饿和官府的追呼敲朴，除了重新组织起义，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吴甡在奏疏中说：&ldo;延长长川、安定、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州皆其原籍，解散者一二，啸聚者千百。乡村打粮日无宁刻，士民称为官贼。人人恨招抚矣。&rdo;（27）这指的是那些士绅豪族，他们的见解同朱由检倒是一致的：农民们如果不&ldo;安分守己&rdo;地死于饥寒或官府的枷责，那就动用武力加以剿灭。总之，为了他们的享乐和安宁，农民们不应当有活路。

第二节起义军在山西的发展

陕西农民起义之后不久，就开始小规模地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开初是倏来忽去，后来由于山西地方当局借口&ldo;防盗&rdo;，下令闭粜，禁止把粮食运进有起义农民活动的灾荒地区。这样，陕西起义农民强行渡河入晋就不断增加。

起义军大规模地进入山西是在崇祯三年。从这年二月开始，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过黄河，攻克了蒲县。然后分兵两路：东路沿赵城，洪洞、汾州，霍州一线；西路沿石楼、永和、吉州、隰县一线活动（28）。十月二十八日，由于饥民的内应，起义军占领了晋西北重要城镇河曲，控制了黄河渡口（29）。由于明政府改变了以抚为主的政策，调集大军由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指挥，加紧了对陕西农民军的追剿。在军事上受到压力的各部起义军，陆续转移到黄河以东。因此，从崇祯四年到六年，起义军活动的重心是在山西境内。除了早先入晋的几支起义军外，王嘉胤、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都先后进入山西。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王嘉胤部。

起义军的大举入晋，使明政府山西当局深感不安。他们一面调派兵员堵剿，一面指责陕西当局&ldo;以邻为壑&rdo;，没有将起义军就地歼灭。然而，严酷的阶级对立在山西也同样存在。来自陕西的义军不过起了一种催化作用而已。起义军所到之处，得到了山西贫苦群众的热烈欢迎，大批破产农民涌进了起义队伍；有的州县农民也自发地举行起义。崇祯四年三月，太仆寺卿郑宗周上言：

&ldo;盖晋土自天启初年以来，无岁不灾，而去年尤甚。重以沿黄之派，急于星火，转运艰难。在朝廷虽算价二十二万，而民间所费实已不止百万。有司但顾考成，新旧并催，鬻子卖妻，剜心敲髓，民之皮骨已尽。今日春雨未沾（指朝廷分文不予救济），风霾日异，人心汹汹，朝不保夕。弱者转于沟壑，强者嗔目语难。斩揭四起，势所必至。&rdo;（30）

另一位明朝官僚则说：&ldo;沁（阳）之南暨邑（指阳城县）东西，贼建号树帜者不一而足，或以万计，或数千。既揭竿，胁从者且十五六。至若上党（今长治）、汾水亦不啻几过。&rdo;（31）崇祯三年底，一位山西乡绅就指出：&ldo;始之寇晋者，秦人也；今寇晋者，半晋人矣。二三月间，从贼者十之一，六七月而从贼者十之三，至今冬而从贼者十之五六矣。&rdo;据此，他提出&ldo;欲除晋之盗，莫先欲抚晋之贫民。&rdo;（32）只知道从农民身上榨取钱财的明政府，根本不愿救济贫民，山西的农民起义日益扩展就是很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