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平寇志》卷四。按,余瑞紫《流贼陷庐州府纪》(收入《野史无文》卷十四)载献忠与襄王的对话较详。此书作者虽自称得自亲身见闻,然核之以现存明档(《明清史料》乙编,第一○本,九二四页)等原始材料,作者所言多有失实之处,如攻克襄阳之日,可断定为崇祯十四年二月初四日,余瑞紫却记于崇祯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因此不取他的说法。
(42)《明季北略》卷十七。《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作&ldo;发银十五万以赈饥民&rdo;。
(43)《杨文弱先生集》卷五三。
(44)关于杨嗣昌之死,《绥寇纪略》卷八云:嗣昌自川&ldo;返荆州,将谒惠邸。王命阍者谢曰:先生愿见寡人者请先朝襄王。嗣昌惭,乃缢。&rdo;同书卷七又云:&ldo;嗣昌闻襄阳破,遂不复食。及闻李自成陷洛阳,于是抚膺大恸曰:无面目见上。伏毒死焉。&rdo;《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云:&ldo;嗣昌败后,左良玉以平行牒文侮之。嗣昌惭愤,乃仰药自杀。&rdo;嗣昌子杨山松于《孤儿吁天录》中力辨其诬,云其父乃病死。按:据杨嗣昌死前书函及在嗣昌左右之监军万元吉所作《筹军录序》可知嗣昌时已病重,疾中获悉福、襄二藩相继告陷,惊悸转剧,虽曰死于病,实亦死于时局也。嗣昌殁时方五十余岁,尚在壮年,距襄阳之破不足一月,相传自尽,不为无因。然在疑似之间,未可据为定论。
(45)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46)《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所记文字略有不同。
第七章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大发展
第一节李自成起义军挺进河南
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是明末农民战争进入高潮的一年。这年初,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张献忠起义军奇袭襄阳,标志着起义军同明官军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了变化,从此义军所向无敌,明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李自成部义军的攻克洛阳和在河南的大发展,并非侥幸或偶然而得。从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的两年时间内,李自成部义军往来活动于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崇祯十三年夏,明王朝调集的官军逐渐向这一地区集中,对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义军的压力不断增大。李自成就在这年的六、七月间,由湖北房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平利、洵阳、商州进入河南的淅川、内乡一带1。
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明末农民战争大发展的背景。根据许多地方志中保存的材料,崇祯十三年的灾荒是特别严重的,几乎遍及全国,不少地方竟至于颗粒无收,饥民大批死亡。灾荒的形成,除了这年气候恶劣,连续几个月干旱、蝗虫为害以外,明廷的加派剿饷、练饷迫使农民逃亡,造成农业生产的急剧萎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举例来说,崇祯十四年武安(当时属河南彰德府,今属河北省)知县窦维辂在疏中报告:&ldo;本县原编户口一万三十五户,今死绝者八千二十八户;原编人丁二万三百二十五丁,今逃死者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丁。通计本县正派条银、新、旧、练三饷共银四万四千七百九十五两,漕米二千三百四石,辽米豆共一万二千五十三石,临清仓米六百八十八石,禄米八百四十二石。加以三年压欠,应征不下十余万。&rdo;以残存的二千户、一千八百余丁,承担这样巨额的赋税自然是不可能的,其他的农民除了死掉的以外,&ldo;居他乡者,只惧粮差重累,不敢承种田亩。即来岁丰稔,有土无民,依然荒芜。&rdo;2关于灾荒的严重性,由于材料太多了,这里只着重谈谈河南省的情况。
河南是明帝国的腹心地区,也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方之一。明王朝在这一个省里分封了七个藩王,加上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如牛负重。在明末多事之秋,频繁的军队调动、官差的往来,更使河南这块四通八达之地首当其冲。连年的大旱、蝗灾,把河南变成了赤地千里。明政府在这样大荒之年,仍然毫不放松追逼钱粮。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农民,除了奋起反抗之外没有任何出路。
保存下来的一些记载可以构成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画:
&ldo;至己卯(崇祯十二年)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崇祯十三年)又蝗,仅能种而禾实不稔。斗米直可千钱,民间素所藏蓄者一时搜掠都尽。瓜果枣柿不待□而残,渐及草根、木皮、糠秕、山蔬,侈云富贵家粮也。十月之交,环辉山皆盗,以人为粮。千夫长擒来戮诸市,人争啖之。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乡邻互相食者。余人之衣冠动静犹昔,性情惊疑为豺狼。过岁春事益奇,人死已归土,丘垅欲乾,取厌朝饥;未成人孺子转盼不见,则已在釜中矣。孀妇单丁,诱杀充食者无宁日。辉之四围,村落并无,居人十存一二者皆住郊关。每中夜徬徨,或闻呼号啼救之声,皆奸人用计噬人,人每不敢救。食肉多爨人骨,间亦有以人头颅灰作面同人汁噉者,余骨弃野外。首骨如东陵瓜垒垒无算,特少蔓耳。胁臂小骨,狼藉于道,每郊行,足履于上,搰搰有声,如在麻秸上。伤心酸鼻,尝不忍过。&rd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