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狡猾。”
“社会的错。”我挤挤眼。
“有时很坏的作品也能得到好评。”大成不服气。
我笑,“噫!你妒忌,你够胆说人家的作品坏。”
他沉思。
“大成,别再想下去,出版社来催稿了。”
“我还没有题材。”
我怕他在一夜之间白了少年头。
“你以前说的,大成,顺手拈来的题材最好。”
“不可以,读者要求不一样了。”
我很替他难过,他说过,一个写作人最怕碰到这种关口:文恩干涸。
到家没多久,他便成为忧郁小生,深居简出,也不再接受访问,亦不搞宣传。
我很怕他会得在本市消失。如果他一直有作品面世,那不宣扬也不打紧,怕只怕一无作品,二不露面,一下子他就遭淘汰。
一日半夜,他打电话来,大成承继了许多候活晓治的习惯,他甚至不在白天与人聊天,因为他说黑夜令他觉得安全。
他说他要写一本小说。(语气像他从前根本没有写过小说一样,一点信心都没有。)
“用什么题材?”我怕扫他的兴。
“我做了许多资科搜集,我要写三十年前的上海。”
我不出声。
这也很容易,随便找一个五六十岁的上海人,就可以从他口中得到一切资料,这有什么稀奇,很枯燥的题材,我看不出为何八十年代的读者要对三十年前的事感到兴趣。
但我不敢发表意见,我怕他更加意兴阑珊。
“战争场面很难写。”他说。
“你可以写“冲呀”……”我忍不住说。
“你再这样我真的不同你说了。”
“大成,为什么一定要战争?”
“战争铁蹄下的人民是伟大的。”
“大成,我们不伟大吗?努力建设一个这样先进而繁荣的城市,每个市民都有发光出力,你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取材?”
“写一个富翁白手成家?”
“不,大成,写一个中等阶层的白领在他工作岗位的斗争已经可以了。”
“太普通了。”
“我知道。就像画家说画人太不讨好,略为出错就吃不消兜着走。画鬼最容易,谁见过鬼?”
“你见鬼。”
“大成,无论写什么,别毁了你自己。”
“你怕什么?”他诧异。
我伯他会服食药物来刺激思路,又没敢说出来。人与人之间,已经长久没有正式交通了。
“至要紧是写,”我说:“明天开始吧。”
“我不想再写没有意识的作品。”
“什么是有意识,什么没有意识,让读者决定好不好?”
“读者最没有意识。”
“这样说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