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往外走,一边等人冲出来拦他,结果一路走去,不见一个人影,声音都没有。已经凌晨四五点钟,ji院也安静下来了,楼上楼下见不着一个活物。就这样,他们像一对冤家,吵吵闹闹,拉拉扯扯地从楼上下来,穿过大堂。最后,他都已经拉开大门,转眼就要走掉了,还是没有人出来拦他。唯一拦他的只有她,嚷着要钱,要钱,要钱。
没办法,他只好摘下手表给了她。这手表是上校在德国买的,贵着哪,要论价至少可以睡她一个月,而他其实连碰都没有碰她,显然是让她占了大便宜。她拎着手表,乐颠颠地回屋去了。他不相信那些人会让他走掉,他们一定在门外守着,汽车里,或者猫在哪里。他等着他们出来抓他,押他。可没有,真的没有。出门没有,走过一条街也没有,两条街还是没有,回了家依然没有,仿佛他真像是去逛了一趟ji院。
这事情他怎么也想不通,直到见到了杜先生。
六
杜先生是一号院的人,又是三号院的后台老板,马上又将是五号院的背后老大。当时重庆有四大秘密权力机构,俗称“四院”。一号院当然是蒋委员长的,二号院是汪精卫的,三号院是一号院的“暗室”,四号院是二号院的“密室”。这四个院落在行政编制上是找不到的,但它们可以左右、影响诸多大小事务,国家的、党务的、军事的、行政的,无处不受它们的制约。当时陆上校是三号院的人,该院对外称是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七办公室,主任由杜先生兼任,常务副主任姓傅,是个中将——可见级别之高。陆上校是该办公室第三处处长,主要负责国内安全事务,说白了,是帮助委员长私人找寻异己力量的。
几个月前,陆上校在赴任该职之前,曾接到杜先生的电话,但人却从没有见过。在陆上校的想象中,杜先生应该是一个膀大腰圆的人,因为他的声音即使在电话上听起来依然震耳欲聋。但事实上,杜先生怎么看都是文弱的,个儿不高,块儿不大,戴眼镜,发谢顶,迈小步,抽纸烟,穿布鞋等等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样子,朴素的知识分子。
这一天,是绑架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陆上校刚从医院回到家,他的副官小许就驱车上门把他接走了,说是局长要见他。局长就是常务副主任,三号院的实际头脑,可能是副主任的称谓和他行使的权力有点不吻合,太文绉绉了,私下里人们都习惯喊他局长,不带姓的。为什么?因为他姓傅,又因为名义上杜先生兼任着局长,叫他傅局长,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傻。
到了单位,陆上校在车里就看见一辆黑色高级轿车停在他们的办公楼下,位置特殊,和上峰局长的专车并排停在一起。
上校问:“那是谁的车?”
副官答:“不知道。我走的时候没看到这辆车,说不定是哪个大人物的,看来今天不光是局长想见您哦。”
副官说着笑笑,他的主官却笑不起来,他阴沉着脸,回顾着连日来发生的奇怪事,心里有点忐忑。车停了,他没有马上下车的意思,对副官试探性地问:“我的事,这楼里大概人人都在念叨吧。”
副官如实说道:“嗯,大家都在猜测绑架你的到底是哪一路人。”
上校没好气地说:“当然是鬼子。”
副官讪讪地笑:“是,我也跟大家这么说。”
可如果是鬼子,又凭什么好好地放人了?陆上校想,这是个问题,他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问询,自己是无法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的,因为他自己对这次遭遇也感到一头雾水。也许,局长紧急召见他,会告诉他一些情况……他这样想着下了车,看着熟悉的办公楼,竟然有些陌路的恍惚,双腿有些发软,迟迟迈不开步子,好像是置身于异地险途。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他走进局长办公室。
局长站在桌子旁,正对着他的座椅在低声说话。仔细一看,他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侧着脸,低着头,从上校的视角一时看不到他的正面。不过,从局长难得一见的谦卑表情和口气来看,此人来头不小。
上校上前,一个立正,报告:“局长,我来了。”
局长迎上来,看看他的伤口,问道:“怎么样,好些了吧?”
不等上校做答,椅子上的人站起来,看看他,说道:“他们下手真狠啊。”因为个子矮,他站起来也并不显得高,但高人一等的派头是明摆着的,他目中无人的目光,他底气十足的声音,他反剪着双手的样子,他的金丝眼镜,他的平底布鞋,他的纹丝不乱的稀疏的头发。
局长的目光一直紧随着此人的目光,一边对上校笑道:“还不赶快行礼,不认识吗?杜先生。”
如雷贯耳!
上校连忙一个笔挺的立正,声音洪亮地喊道:“首座好!”
杜先生面对着他,似笑非笑地说:“你就是陆涛,久仰大名啊,今日一见,果然气宇不凡。幸会,幸会。”
上校毕恭毕敬地说:“首座过奖了,陆某不才,请首座多多赐教。”
杜先生摘下眼镜,擦拭着镜片说:“客套话就不说了,我想我已经很了解你,你递交的工作报告是我最喜欢看的,有东西,文笔也是一流的。我们边走边说怎么样?”说着,开步要走的样子。
上校下意识地问:“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