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体上事先猜到了这一计划,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计划绝没有失去合理性。计划没有实际地考虑当时的兵力对比,但这是另一码事了。
后来知道,希特勒在那些日子里完全靠芬克和第9集团军的这一迎向突击计划度日。他认为这一计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致委派凯特尔本人前往芬克的司令部,检查其部队的行动。
自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希特勒靠什么过日子,他在盼望什么,他给凯特尔下达了什么任务,甚至也不十分清楚,他们两人在什么地方。但是,对我来说十分清楚的是:如果敌人又要试着采取某种积极的行动的话,那么它首先将试图切断从东西两面突向柏林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我深信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它确实得到了证实。
4月23日夜间,有一种念头使我特别感到坐卧不安,即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来击退芬克和布塞的集团军的突击。
那天夜间,鉴于扎多夫的集团军前出至易北河和普霍夫的集团军接近易北河,作出了一些必要的指示,这又用去了相当多的时间。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指示是给扎多夫作出的,因为正是他要准备与美军会合。我也不得不给普霍夫一些指示,因为他的几个师也将与美军会合。我也很关心在德累斯顿方向击退敌人的反突击。
同每天晚上一样,特别多的工作都是与指挥员的报告有关。这天的报告和往常一样从21时开始,几乎持续到凌晨2时。而在报告之间的间隔时间里,应当向司令部作出指示,听取参谋长彼得罗夫的总结报告,阅读,修改和签署发往大本营的报告。报告应当在凌晨2时之前结束。
最后,还要处理一些有关航空兵行动的问题。通常,方面军司令员每天都要根据战役的总计划和当天情况作出的修正,向航空兵下达第二天的任务,指出某些目标,补充某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于4月24日凌晨要求集中航空兵的基本力量明天对敌格尔树茨集团进行突击。
航空兵重兵应当完成的第二项任务是,支援雷巴尔科和卢钦斯基的集团军强渡泰尔托运河和进攻柏林。
同时有必要提醒飞行员们,在指定方向上实施突击时,应当仔细观察被围的法兰克福一古本集团的情况,毫不拖延地对显示出可能突破方向的军队集结地实施轰炸突击。给后勤部长h&iddot;П&iddot;阿尼西莫夫也作出了指示。
4月24日晨5时,我前往雷巴尔科那里,以便亲眼看看强渡泰尔托运河战役是如何进行的,必要时可以现地作出修正。
我通常在夜里2时至6时睡觉,有时稍久一些:如果情况允许,那么听取作战值班员关于夜间情况的报告不是早晨6时,而是7时。这种早晨报告已列入了每天的程序,就象当时&ldo;我们的在天之父&rdo;的祈祷文成为农民日常习俗一样,是那样的神圣、那样的坚定。报告人或是作战值班员,或是作战部长。在情况变化时,则不论昼间还是夜间都随时立即报告。
当时我的记性其中包括视觉记忆特别好,所有主要方面,所有地点甚至是所有主要地形点仿佛一直历历在目。我可以不看地图听取报告;作战部长报告寸指出各点,而我脑海里便浮现出所发生的情况和地点。我们两人不须花费时间来研究地图,他只报出有关提到各点的数字,我们两人就一切都明白了。
当然,这种清楚明了来源于记忆力的高度集中.然而这种报告程序在我们的战斗实践中练得如此娴熟,以致我自己甚至都没有觉察到记忆力的集中。
这天,我比平常早一些听取了报告,早上7时我已在雷巴尔科的指挥所里,并在那里一直待到13时。但是,这一情况我后面再谈。
下午2时左右,途中在坦克兵那里吃了午饭,5点前又回到了方面军指挥所,以便听取情况报告。
首先报告的是作战部长。尔后与军事委员会委员们进行交谈。应当讨论的问题相当多,其中包括将要与美军会师的细节问题。在这之后,各兵种司令员报告这天完成任务的情况,说明自己的意见和明天的计划。后勤部长的详细报告中有一些问题使我那天特别感到不安,这些问题首先关系到,不间断供给在柏林作战的军队集群燃料和弹药。
日终前,许多东西又重复了一遍:各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同参谋长的工作,诸如此类,等等。在柏林战役最激烈时节我的作息时间表概括地说来就是这样安排的。我的作息时间表虽然每天都有些小的变化,但一直到战役结束都是这样的。这个作息时间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方面军司令部工作的制约。
因此,我想至少简要谈谈柏林战役期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伊万&iddot;叶菲莫维奇&iddot;彼得罗夫大将的情况。
他是在这次战役快开始前才接替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的职务的。瓦西里&iddot;丹尼洛维奇调到朱可夫元帅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任副司令。在此之前,斯大林打电话问我,是否同意调彼得罗夫将军任我的参谋长。
我知道在几天之前彼得罗夫被解除了乌克兰第4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我个人对伊万&iddot;叶菲莫维奇的看法总的来说是很好的,所以我同意了他的任命。
到达方面军的第二天,彼得罗夫作为参谋长要编写呈报大本营的报告。我们通常在夜里1‐2点结束这一报告的编写工作。所以我建议伊万&iddot;叶菲莫维奇在这个时限之前写好报告。可是他却提出了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