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是年轻人呀!有人说。
我们有兴趣的是现实问题,不是纸上的文字,她说。
假若中国有法治的传统,就不会有这么多政治运动了,吴祖光作了结论。
散会后中国作家自然是到我家聊天。
伯伯,王安忆对吴祖光重重叫了一声。您是怎么入党的?
文化部长周巍峙把我叫去,要我入党,我就入了党。后来,报纸访问我,要我谈入党感想。我说,不谈!
那时,陈映真的《山路》在台湾《中国时报》获得小说奖。我们举杯庆祝。
映真,为什么现在给你奖?我问。
我不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给我奖
《三生影像》母女同在爱荷华(3)
《山路》很尖锐呀,我还担心招麻烦呢!
我们各自揣测。
国民党开明一些了吧。有人说。
陈映真说:你不懂!这一定是国民党的政策。中国大陆有一定的政治方向,一定的思想。台湾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一些不同的官僚在一起,东一下,西一下。没有系统。
那么,国民党变聪明了。
也不是,你不懂!你没在那个社会生活,你就不知道台湾那个社会。
那么,到底为什么给你奖呢?
我也不懂!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出来了,你得了奖。这对你在台湾是有利的。我说。
这是一定的。
我谈到波兰作家葛罗瓦基(janz
glowacki)的母亲从波兰打来电报。他家搜查一空,家具、文件、信件,全部搜走了。抄家!
混蛋!吴祖光气冲冲骂了一声。
我们有时也笑闹。有天晚上,当然又是在我家,不知怎么,大家唱起歌来。陈映真学公鸡叫,学母鸡下蛋叫。各人唱各人的歌。有人唱起我儿时的歌葡萄仙子:
高高的云儿罩着,淡淡的光儿耀着,短短的篱儿抱着,弯弯的道儿绕着……
我居然学儿时模样牵着衣角跳舞。大家笑成一团。
茹志鹃第二天告诉我:昨晚我回去后,感触很深。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音乐和诗了。我们从没有像昨天晚上那样欢笑唱歌。关闭,心灵的关闭。中国是有音乐和诗的民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