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度以后的转弯是最关键的转弯,是由原来对正祖国首都北京而改飞异国他乡的转弯。仅60度的转弯就用了6分钟的时间,是平时正常转弯的好多倍。小小的雷达屏幕把偌大的飞行空间浓缩在地图上后,看上去就如此反常,那么,具体在驾驶舱内,强迫转弯与不愿转弯的争斗该有多么激烈!
飞机的航迹经过近20分钟的变化,才稳定在325度的叛逃航向上,这对劫持飞机者而言,不知玩弄了多少威胁利诱的花招才得到还算满意的结果。然而,处在反劫持立场的潘景寅,虽然经过起飞后的坚持与努力,非常被动地将飞机转到了325度,但对飞行员来说,背叛祖国的政治后果与夜间越境后岌岌可危的生命安全系数,使飞行员在以后的飞行中,还要本能地再次进行反抗,这一点已经从出境前后不正常的飞行数据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256号专机起飞后,地面的山海关机场、北京专机师指挥所、空军航行局及空军指挥所,始终没有通过无线电通信联络获得空中的任何信息,唯一来自飞机的信息,就是雷达监视到的高度、速度及航行轨迹。这个航行轨迹就是256号专机给人们留下的语言,一段无声的语言。其中,尤其是起飞后的转弯轨迹所表述的语言是再明确不过了,除了用上面的分析诠释这段语言外,不可能有第二个答案。
从山海关起飞到河北承德上空的航行轨迹,整体上看的确像一个很大的、很不规则的反写的问号,虽然这不是潘景寅有意给人们留下的思考题,却代表了飞行员思想上的极大困惑,突然发生在眼前的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呀……这个问号永远值得人们去认真思考。
林彪专机强行起飞之后,加入叛逃航线的转弯动作之&ldo;慢&rdo;,在这个特定的条件下正反映出人生命运转弯之&ldo;急&rdo;,潘景寅同三位机械师在这次转弯之后就再也没有转回来的机会了。
作为一名飞行员,平时最大的担心莫过于在飞行中遇到在空中无法克服的飞机故障而导致意外事故的发生。飞机在空中航行万一遇到特殊情况,客观提供处理的条件绝不像沿地面运行的车辆那样宽松。因此,为了保证专机飞行的安全,我和我的同事在熟练掌握飞行技术及特殊情况处理能力方面的付出是局外人们想象不到的。
然而,在平时的技术训练与思想准备中,谁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到如何应付空中劫持飞机方面,不但各级领导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提醒,所有的空勤人员连想都没有想过。突出政治的&ldo;文革&rdo;时期,专机师的领导提出要带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的阶级感情去保证专机任务的安全,既然乘坐专机者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飞行中对他们如果头脑中产生任何一点点劫机防范意识,岂不是政治上很滑稽的事情?然而,这种滑稽的事情,在全国最重要的专机身上突然变成了最残酷的现实,一个带着血与泪的现实。
不正常的转弯,本来这是飞行员同林立果们在叛逃与反对叛逃这一根本问题上进行斗争的结果,可在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中,却把转弯中向西飞行的航迹,说成是林彪故意耍的花招,先向西飞,虚晃一枪,然后突然北飞叛逃,与事物发展的逻辑相差甚远,从中可以看出研究历史的重要性。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对山海关现场256号专机开车后的情况做过任何分析,更没有人对起飞后那很不正常的转弯动作进行过接近实际的判断。自己作为256机组成员之一,对256号专机在&ldo;九一三&rdo;事件中的活动细节历历在目,对后来的有关报道处处留心。那平躺在标图桌上极不规则的转弯轨迹,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表面看来那是留在雷达荧光屏上的转弯痕迹,实际上为此付出的是机长潘景寅和机组三位机械师的4条人命,严格地讲,是他们4人首先被推到了同林彪叛国集团斗争的前沿,是他们4人在空中这人生短暂的时刻里承受了对林副统帅从国家领导人一下跌入人民叛徒这种突变的心理压力。我作为曾与他们同舟共济的难友,应该用换位思考的方法,设身处地地替他们想一想。
第三节为什么说是不正常的飞行
林彪专机起飞后的转弯是艰难的,下一段飞越国境前的飞行也很不轻松,空中劫持与反劫持的斗争仍在继续。
一、为什么在3000米的高度飞行
根据地面雷达监视,0点46分,航向310度,高度3000米,说明当256号专机转弯到310度航向的时候,飞机的高度已经上升到3000米。奇怪的是飞机没有继续爬高,而是一直保持着这个飞行高度。325度的航向正是林彪叛逃所需要的方向,而3000米的飞行高度却是很不正常的。
根据三叉戟飞机使用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的性能特征,飞行高度在海拔9000~10000米左右是最经济的航行高度。由于高空气温较抵,大气压力变小,空气稀薄。不但发动机在单位时间内耗油量较小,而且,飞机的真实速度(真速)要比仪表上指出的所谓&ldo;表速&rdo;大出许多。因此,在飞行航程较远时,都选择较高的高度航行,山海关距离伊尔库茨克1800多公里,理应选择9000米的高度飞行。林立果之所以选择3000米的高度,完全是从他叛逃的动机出发,低空大速度飞行是林立果的基本做法,因为:
1低空飞行是避开地面雷达跟踪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