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匪徒将柏林构筑成坚固的防御,这种防御是作了长期打算的,是以猛烈的火力配系、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为基础的。越是靠近市中心,防御越严密。墙壁很厚的石砌建筑物适合于防御;许多楼房的门窗封死,只留有射击孔。
德寇将几座经过这样加固的楼房,组成抵抗枢纽部。翼侧由达4米厚的坚固衔垒掩护。街垒同时又是强大的防坦克障碍物。为构筑这些街垒,既用了木头,又用了土、水泥和钢铁。拐角上能实施侧射和斜射的建筑物得到了重点加固。所有这些,从组织防御的观点看,是很周密的。而且,德寇在防御枢纽部里备足了大量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它们是巷战中威力强大的反坦克武器。
在敌人防御体系中,地下建筑物起了不小的作用。在市内,地下建筑物是很多的。防空掩蔽部,隧道,地下铁道、地下干管、排水沟--总之,所有地下交通线,既用于机动部队,将部队在地下从一地调往另一地,同时又用于前送弹药。
敌人利用地下建筑物,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的部队将要夺取某个抵抗枢纽部时,好像这里的一切都结束了,而敌人却沿地下通道,将其侦察小组、单个的破坏分子和阻击手派往我们的后方。经地下交通线出现的这些冲锋枪手、阻击手、掷弹筒手和火箭筒手小组,向行进在已占领的街道上的汽车、坦克和炮兵开火,切断通信线路,在我们前沿的后方制造紧张局势。
在柏林市区作战,要求在自己地段上直接组织战斗的首长具有高超的艺术,首先是团长和营长,因为我们的强击群多半是他们指挥的。
苏军的推进还因遇到一系列的情况而变得困难起来。在柏林,尤其是在柏林的中心地区,建有许多专用的钢筋混凝土掩蔽部。其中最大的要数地面钢筋混凝土仓库,里面可容纳由三百名至上千名士兵组成的大型守备部队。
部分地面仓库有6层,高达36米,被复厚度从15米到35米不等,而墙的厚度都在2米左右,对于当时的野战火炮来说,实际上是打不穿的。在库房的平台上,通常配有数门高射炮,既可用来打飞机,又可用来打坦克和步兵。
这类仓库整个柏林约有400座,它们是特殊的要塞,均列入柏林市内的防御体系。市内还建有许多钢筋混凝土野战帽堡,里面可以坐机枪射手。我们的土兵在冲进工厂场区后,常会遭到德寇从这些钢筋混凝土野战帽堡射出的子弹袭击。柏林还有许多高射炮兵,在巷战期间,它在反坦克防御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不算长柄反坦克火箭弹,那么,我们在柏林损失的大部分坦克和自行火炮,正是被敌人的高射炮击毁的。
柏林战役期间,德寇击毁、击伤我坦克和自行火炮800多辆。并且,这些损失的主要部分是在市内的战斗中造成的。
为了尽量减少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造成的损失,战斗过程中,我们采用了简易的,然而却是非常有效的办法‐‐我们在坦克周围搞了一层&ldo;屏蔽&rdo;,即在装甲钢板上挂些铁片或铁板。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击中坦克时,首先穿过这第一层无关紧要的障碍物,而在这层障碍物之后,就是空隙,这样,当炮弹打到坦克装甲上时,已丧失其反作用力,因此,常常反跳,不造成坦克的损失。
为什么这么晚才采用这种屏蔽呢?显然是因为,实际上没遇到过在巷战中这样广泛使用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情况,而在野战条件下,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
国民突击队营得到了特别充分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补给,在国民突击队营里,中、老年人和少年占大多数。
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是一种可以使实际上未经过训练和未学过战争的人,在心理上建立起自信感的兵器,使他们坚信,只要你昨天当上兵,今天就能干得好。
应该指出,这些火箭筒手通常都能战斗到底,并且,在这最后阶段,他们比那些饱经世故、但屡遭失败和遭受多年疲劳之苦的德国士兵,表现得更坚定。
德国士兵通常只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才投降。要说他们的军官也是这样。但是,他们的战斗锐气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暗淡的、毫无希望的决心,即战斗到上司下命令投降那天为止。
而在柏林决定性战斗的日子里,在国民突击队队伍里,我想称作歇斯底里的亡命精神的一种情绪占统治地位。这些第三帝国的捍卫者,其中包括那些完全还是小孩的人,把自己看成是最后希望的化身,与一切事物相反,期望在最后时刻发生奇迹。而希特勒在这期间的指示,他为打破柏林封锁所进行的所有努力,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向芬克、布塞、第3集团军司令、舍尔纳和他指挥的集团军群、海军元帅邓尼茨发出的指令(按照希特勒的想法,邓尼茨应率水兵突入柏林),所有这一切,在当时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已没有能够实现的基础。
但同时,如果把他们的这些企图看成是完全荒谬的东西,也不是对的。我们是用自己的行动(在此之前采取的行动和在夺取柏林的战斗中采取的行动)使它不能实现的。希特勒的企图不是自行破灭的。它们之所以破灭。仅仅是我们武力作用的结果。正是苏军在争夺柏林的艰苦战斗中取得的胜利,才一天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使希特勒的最后希望、计划和命令变成了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