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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2章（第1页）

维新派通过报刊把他们的思想诉诸社会，广泛地影响群众，左右舆论。《时务报》发行数量达万余份，这是空前的事。反对维新派的胡思敬说，《时务报》&ldo;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欲所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rdo;1持同样立场的屠仁守也说，《时务报》发行以后，&ldo;虽以僻寂荒城，独无分局，而皆辗转丐托，千里递寄，数人得共阅一编，资为程课&rdo;2。

维新派明确地把报纸作为政治工具来使用。康有为说：&ldo;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rdo;3。梁启超认为：&ldo;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rdo;4。严复为《国闻报》作的缘起中也说：&ldo;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rdo;5。这三个维新派的名人，一致强调报纸的社会政治作用，把报纸当成救国的手段。中国从同治初年起就有报纸，但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维新派中最激进的谭嗣同还称报纸为&ldo;民史&rdo;6，把它同&ldo;官书&rdo;对立起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在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康有为重到北京，他一方面继续用上书皇帝来叩击紫禁城的宫门，一方面和他的门徒积极组织学会，发动他们所能发动的群众。当年十二月以后，先后在北京组织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知耻学会等。这时恰逢会试，应试举人在北京云集，康有为利用这个机会，经过李盛铎、梁启超、康广仁的活动，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间在粤东会馆召开了著名的保国会。第一次到会的约二、三百人，其中包括一些小官员，由康有为登台演讲。他慷慨陈词，号召人们起来挽救国家危亡的局面。他说，在中法之战后，他&ot;曾上书请及时变法自强，而当时天下皆以为狂&ot;。经过创巨痛深的甲午之战后，&ot;仍不变法，间有一二，徒为具文&ot;。到了今年胶州湾事件后，形势越来越危急了。&ot;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ot;&ot;故今日当如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ot;1。几天后，又连续开了两次大会，参加人数都超过百人。

大会发表的宣言《保国会序》，由康有为执笔，内容同样是痛述危急的局势，历数当年丧权辱国之事二十件，指出北京已成为&ldo;崇祯甲申之燕市，北宋政和之汴京&rdo;，&ldo;筑路用人之权皆失，则是国土夷于属地，君上等于仆隶，岂得为有国者哉！&rdo;面对这种局势怎么办呢？&ldo;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惟有厉愤气以张之。&rdo;2

康有为又起草了保国会的章程。章程中第一条指出：&ldo;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rdo;。又具体揭示宗旨：&ldo;为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为保圣教之不失，为讲内治变法之宜，为讲外交之故&rdo;3。

列名参加保国会的有一百八十六人。同强学会显然不同的是，洋务派的大官僚均未列名。一些大官的子弟，如翁同龢的从孙翁斌存，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经是强学会的活跃分子，但都未加入保国会。

保国会的召开，是百日维新前维新派政治活动的高潮。它的活动基本上是一次爱国主义运动。康有为在大会上的演说和保国会章程，主要是以救亡相号召，虽然提到变法，也是放在不显著地位。维新派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便于动员更多的群众团结到他们的旗帜下。在另外的场合，例如康有为的上皇帝书中，则把救亡和变法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参加和响应保国会的有些人并不完全同意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但是都被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口号所打动。维新派的声势因此而大大加强了。

在京城以外，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1896-1898年）间，各种名目的会，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建立，形成了一股立会、办报、办学堂、办书局的潮流。有的学会，如苏学会（光绪二十三年在苏州成立）虽然是在维新派立会潮流的影响下成立的，但其章程中规定：&ot;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会之宗旨&ot;，还规定：&ot;勿议朝政，勿谈官常&ot;1。这显然还是洋务派的调子。不少学校，原来就是洋务派举办的训练洋务人才的场所，有些学校只是将书塾或书院的招牌换个名称，课程内容丝毫没有改变，也不能算做维新派的阵地。但是新建的这类机构，在维新思想支配下的终归是多数。见于记载的比较著名的学会在三十个以上，报刊在五十种以上，学校也在五十所以上。

学会的性质是多样的，有纯属政治性的学会，有兼学西方政治和技术的，有专学西方技术的，有讲求幼童教育的，有提倡改变社会风气的（如不缠足会、戒烟会）等等。虽有这些区别，总的宗旨是向西方学习，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改革旧社会、旧政治的要求。算学会、农学会、地学公会这样的组织，也是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方式来参加政治运动，不能单纯看作是学术团体。但是，这些学会分散在各地，都只有松散的组织，缺乏集中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各自为政，旋生旋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湖南建立的由谭嗣同、唐才常等领导的南学会，是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组织。当时湖南的巡抚陈宝箴，是接近张之洞的洋务派官僚，在省内推行有限度的&ot;新政&ot;。长沙赞成维新的人集聚在南学会中，讨论时局，提出建议，发行《湘报》，鼓吹革新，在同地方保守势力的对峙中，占有优势。梁启超甚至把南学会说成是&ot;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o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