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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1页）

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伊里布、牛鑑向皇帝报告说：&ldo;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rdo;2。封建统治者所说的&ldo;异谋&rdo;，就是指改朝换代而言。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同造反的农民势不两立，而同他们也曾表示痛恨的&ldo;洋鬼子&rdo;终于妥协？这就是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前者公然有&ldo;异谋&rdo;，而后者并不&ldo;潜蓄异谋&rdo;的原故。

（五）三元里的斗争

英国侵略者在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时，显然不能不考虑到，以少数的&ldo;远征军&rdo;去与成亿的中国人敌对是危险的事。中国政府的外强中干和中国人民对这个政府的敌对情绪，是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机会。一个有名的鸦片贩子安德森在战前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侵略计划说：&ldo;（中国的）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rdo;。&ldo;对于中国，和对于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用这手段，我们可以恢复我们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但是除非等到中国政府拒绝我们的正义的要求，迫不得已时，不可对一般中国人加以损害，否则便使我们的利益与政策受到损失&rdo;1。

英国政府派出的&ldo;远征军&rdo;采取了这个鸦片贩子建议的策略。侵略军初到广东时，用汉文发布一个声明书，书中&ldo;向中国人保证，这次远征对于和平居民并无恶意，远征完全由于林则徐的虐待英人而起，大军所攻击的，仅仅是政府的官员、军官、以及兵士&rdo;2。当时，英国资产阶级认为，中国的皇帝和官兵们在对外关系上实行的&ldo;锁国政策&rdo;，是他们所遇到的唯一障碍，只要打碎这个障碍，庞大的中国就向他们自由开放了，因此，采取这样的策略是最聪明和适当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对于这一点印象很深，非常愤慨。耆英和伊里布报告上海一带情形说：&ldo;（英军）张贴伪示，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议和。此等鬼域伎俩，尤令人愤满胸怀&rdo;1。

但是事实的发展同侵略者的预想相反。侵略者以为能在所到之处把敌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广大人民拉到自己一方面来，这种妄想是完全落空了的。

许多地方的中国人还是第一次接触到西方侵略者，完全不知道这些武装的陌生人跑来是为了什么，这次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需要从亲身经验中逐渐认识这些。英国侵略军侵入中国沿海的许多地区和城市，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显示出海盗的本色，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广州城外的&ldo;十三行&rdo;，原是与外国商人贸易的场所，被英国侵略者洗劫一空。英军的铁蹄所到之处，如厦门、定海、宁波、乍浦、镇江等地，人民都遭到了摧残和劫掠，生命财产受到惨重的损失。英军的侵略暴行，引起东南沿海地区广大人民的强烈义愤。他们自发地起来为反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例如，在福建厦门近郊的乡民曾以抬枪等为武器与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歼敌多人。在浙江宁波、镇海、定海等地出现反抗侵略者的&ldo;黑水党&rdo;，多次神出鬼没地狙击英军，有时用小划艇袭扰和消灭敌人。在江苏太仓等地农民埋伏击杀英国士兵，使侵略军胆战心惊，不敢上岸。靖江人民还用抬枪击中英军船舰的火药舱，敌船起火，狼狈逃窜。在台湾的台南、台北、基隆等地人民也多次击溃英军的进犯。在广东，广州三无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当时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

当英国侵略者认定清朝官兵并无抵抗能力的时候，他们在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十日（1841年5月30日）在广州城北约五里的三元里遇到了他们所没有料到的敌人，打了一场特殊的仗。

这时，广州的统帅&ldo;靖逆将军&rdo;奕山已经放弃抵抗，同英国侵略者订约言和，到达广州城边的侵略军官兵们正在肆行动掠奸淫。这一天，侵占四方炮台的英国军队忽然发现他们面对着数以千计的敌人。一个英国军官这样描写道：&ldo;30日上午，一大群一大群的敌人集合在军营的后面，以长矛、盾牌和剑为主要的武器。敌人散布在一哩以上的地面上，大约有五千人之众，两小时以内，敌人增加到七千人以上，露出许多军旗和几枝火绳枪。&ot;1原来这些并不是中国官兵，而是普通的老百姓。其中主要是农民。来自附近一百零三乡的群众越聚越多，他们打着三星旗，抱着对侵略者的仇恨，用最简单的武器进行肉搏。侵略者被分割在几处，陷入群众的包围中，很难摆脱。雷雨更使他们增加困窘。到了第二天，奕山应英国人的要求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解围，劝说群众的领袖们引导群众散开。侵略军才得以陆续撤退。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终于发展为激流狂涛的人民反帝斗争，可以说，最早就萌芽在三无里。只就鸦片战争的各方面形势来看，三元里的斗争也足以说明若干重要问题。

在三元里爆发的斗争中，普通的农民群众不顾官方已经屈膝求和，自己起来惩罚侵略强盗，而这些侵略强盗却得到了封建官员的帮助，这决不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而是深刻地表明了由这次战争引起的内外阶级关系变化的趋势。广州附近的居民接触洋人较久，琦善说：&ldo;粤省民风，浇薄而贪，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rdo;2。奕山也据此而断言&ldo;防民甚于防寇&rdo;。三元里的群众的英勇斗争用事实驳斥了这些敌视人民的封建官僚的谬说。